爱华网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迎接现代化的国家，一种在西方强权和本国特性之间做出权衡的现代化。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该国自觉并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间走钢丝的过程。然而，与后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现代化的例子相比较，它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择，这一点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后来者可能无权进行选择。因此，日本现代化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案例：一个国家的现存精英统治者为了保护国家的本质，对西方化做出了自愿并适当的选择。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在关键时刻，日本对待外国影响并非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从5~6世纪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征。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吸收外来影响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潜在力量。断然拒绝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来影响力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本质”或民族情绪，已经在试图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 Yoshino）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领域”，也即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正如吉野耕作所说：“为了坚守‘我们的领域’，人们坚守着重大的差别，不仅要区分‘我们’（日本）和‘他们’（值得借鉴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的领域’的存在，从而表明‘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连续性。这样，历史就可以延续。日本声称对‘我们’的这种文化领域保持独家所有权。”日本的独特性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别加以界定并保留：第一，在日本独有的认知领域，保留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影响力和那些被视为具有日本独特性的要素结合而形成的独特产物。正如有人认为，日本的“领域”概念远不止于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尽管日本文化很独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扑，但是日本的特性归根结底还在于日本人为何会行为特别，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的根本的认知差异何在。这种二元性允许固有本质和外来影响力的共存，也广泛地扎根于从饮食和服装到电影和婚礼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以某种方式共存，它们之间基本上少有激烈冲突，日本吸收外来影响的精髓然后加以重构，与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不协调、有时候甚至有些怪异的现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国影响力时代，但是在西方化时代，这种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所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最大的。这种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经历了极端的西方化时代后，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认真思考和激烈争辩的主题。1868年后，日本经历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维新后的头20年，日本国内许多领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这种现象让位于内省和寻求国家本质定位。在这场辩论中，日本国民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会观念（天皇即父亲）。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并被美国占领后，再一次进入了疯狂追赶西方经济的西方化时期。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重新定义日本国家本质的阶段。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步自封，在这节骨眼上展开的日本“国民性”概念，与其在20世纪初叶的意义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讨论，大多认为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主导的单一同质社会，日本国民的一致性是难以言表的、不合逻辑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看法不足为奇，“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日本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国民性”。当然，日本国民性的本质实际上不能用如此简单的词语来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针对西方影响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创造性的文化回应。它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许多心理，他们希望与众不同的愿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异性。在《菊与刀》中，露丝8226;本尼狄克特提出：|www.aihuau.com|52在研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比较各国文化，就会对整个行为领域不得要领。研究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在电视荧屏上司空见惯。殊不知，正是这些琐事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而不是外交官签署的诸多条约。日本的独特性恰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人际关系的本质到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日本的人际关系，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主要基于人们的阶层、性别、年龄来做出划分，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以往的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按照这些标准来精确地分出等级。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亲毫无争议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都是注定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天皇被视为国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设想出来的。等级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表达“你”的时候，要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来选择词语。语言也是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词语和称谓。日语中有很多敬语，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严格按等级设定的鞠躬体系，鞠躬的程度取决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经常建议员工们根据他人的地位来确定鞠躬的程度。日本不仅要求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系统。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务，比方说对自己父母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和终身的，而情理则是有限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所谓的贞德是从承担义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美德。如果一个人不够担当，他会有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类似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负罪文化和羞耻文化。一方面，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即人本质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据事实来判断；另一方面，羞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的耻辱文化根深蒂固：与一个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它会导致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作为一种自私的举动，被视为人所不悦的行为；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方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更为常见，平均每100 000个男性中35.6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17.9个，英国只有10.8个，德国则为19.7个。
日本的人际关系，是以等级和责任为基础的，它体现在从“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到公司、学校、政府等所有日本机构。以企业为例：大型企业与对大型企业有所依赖的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终身雇佣制，仍然在大型企业中占主导地位，体现出公司和员工双方的一种责任观念，这与合同制（往往是短期的）完全不同，而后者一直为英美所推崇。公司被看成是与家庭类似的，公司对雇员承担许多义务，而雇员——几乎都是男性，从职业生涯来看，会长期服务于公司。资历体系，在日本的公司中广为应用，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年龄等级。一个人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稳步地爬上公司的高层职位，享有日益增加的收入和权力，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公司，到了一定岁数便被解聘。独具特色的日本人际关系还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日本人竭力避免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对簿公堂。因此，日本的律师很少，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更别提美国了。几乎所有的民事冲突，都是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的，要不在法庭之外，要不在任何司法判决做出之前。从表2–1、图2–1、图2–2和图2–3，可以对日本的人际关系有所了解。表2-1?日本人对待性别的态度认为男人应该出去工作，女人应该留守持家 认为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工作权力日本（东京） 16.2 46.4美国（纽约和洛杉矶） 10.5 81.2英国（伦敦） 10.5 81.8法国（巴黎） 3.2 91.3 德国（柏林） 2.6 92.1瑞典（斯德哥尔摩） 3.2 80.4图2–1?日本人的工作责任感（%）图2–2?日本人对工作场所的期望（%）图2–3?日本人对规定的态度（%）人们应该不会对日本的这种独特性感到意外。即使只是偶然地接触日本社会，也会有这种感受。尽管事实上日本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两者的文化和价值观却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理由几乎不需要重述：文化差异影响深远，日本社会根植于一种独特的文明。第二个理由是历史原因：因为明治维新并不久远，日本仍然保持着顽固的封建特征。此外， 1868年后的精英统治者自觉并蓄意保留日本的历史特点。而且，新的统治集团核心是由武士组成的，这意味着其部分价值观会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并贯穿后来的历史。“二战”后的日本，与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一直由管理阶层即武士的后裔统治，真正运营大型企业的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他们；他们主宰自民党；他们支配内阁；诚然，正是他们建立了在日本治国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的官僚机构。甚至连统治方式也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据日本历史记载，大多数时候，权力都被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天皇从事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事活动。国会只享有少许真正的权力。日本首相的权力远逊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国家总理的权力，任期相对短暂，之后可能便被执政自民党的其他成员替代。内阁会议主要是礼仪性的，会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尽管日本拥有正式的多党制度，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便盘踞权力的宝座，享有长久未衰的执政权，该党内的各个派系实际上发挥着比其他各党都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的权力分散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机构中，类似的情形在日本历史上俯拾皆是。从美国占领行将结束开始，日本一直被西方视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实际上，它与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都极为不同，让人们不禁开始怀疑，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日本，是否妥当。日本可能从1868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历史的影响力却持续存在，经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