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6年10月1日，为了庆祝虞洽卿七十寿辰及其旅沪五十五周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将西藏路改为虞洽卿路。 在老上海的租界，外国人当家作主，洋人居然将一条主要的马路西藏路—当时公共租界最宽阔的马路—以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足见其时虞洽卿声名之隆。 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商人之一，尤其是和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千丝万缕的关系，1949年之前虞洽卿身上的名头不少：“赤脚财神”，“商业领袖”、“公益活动家”、“浙江财阀”、“江浙财阀”……在1949年之后的官方历史叙述，虞洽卿更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反动买办资本家”、“民族资本家”之间摇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冯筱才更倾向用“政商”称谓虞洽卿此类的商人：“如果我们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概念定势，重新理解诸如虞洽卿这类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商人，或者可以给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问题带来帮助。” 晚清变局中的“政商”之路 晚清官商关系史上最有名的个案莫过于胡雪岩、盛宣怀二人。 前者依靠帮助王有龄、左宗棠等封疆大吏打理财政，开办钱庄经理管款，同时又运用所存钱款经营丝、茶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者则通过入幕李鸿章，先后主持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大型官商合资企业，一直做到清廷新兴工商事业主管官员。 “‘政商’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主要指官方支持的特权商人，但也可以是那些热衷于权力寻租的‘政客’，更为重要的，这个词汇描述建立在政客与商人合作基础上的暴利生产平台，或一种官商结合的联盟结构。”不过，在冯筱才教授看来，相比较于胡、盛两人，虞洽卿走了一条新的政商崛起之路。 “虞洽卿既没有从属于某一朝廷重臣，成为幕府之宾；也未曾负责过大型官商合资企业。其依托的主要基础是个人拥有的身份资本：买办、同乡领袖、租界调人。”冯筱才在书中写道。 资料显示，1867年6月19日，虞生于浙江镇海龙山乡山下村（现属慈溪市），名和德，字洽卿。虞洽卿的父亲在他6岁时就死了，像许多宁波普通人家的少年一样，1881年，虞洽卿奉母命随人到上海学生意，最先在端康颜料行做学徒，由于能力出众不久就兼任跑街事项。 在端康颜料行期间，虞依靠自己的天分与勤奋，显示出不凡的商业经营头脑，不但掌握了商业营销的基本技术，亦获得颜料行小部分的股份，还努力自学，通过夜校掌握了基本的英语口语，几年下来可同外国人会话。 1891年，虞经族人礼和洋行买办虞芗山介绍，进入德商鲁麟洋行工作，开始时任跑街，旋即升买办。虞洽卿佣金收入甚厚。到1893年，他在上海已经进入上等商人行列，并积极地投入一些公益事项中。 与此同时，虞还依靠其买办的地位与各地官员建立起了初步的人脉关系。 19世纪末，宁波商人在各埠洋务及新式工商业界中地位明显，俨然出现“宁波帮”现象。虞洽卿在1898年的“四明公所事件”中脱颖而出成为地方同乡“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在此后的“周生有事件”中，虞洽卿又一次成为了宁波人与外人交涉的主角。1911年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虞洽卿为副会长，次年被推为会长，此后这一职位便基本由虞洽卿担任。 1905年的“大闹公堂案”之后，虞洽卿俨然以华洋第一调人角色出现在上海社会，更在1906年，和朱葆三、傅筱庵、钱达之等共同发起组织“华商体操会”，虞担任会长。华商体操会作为上海租界范围内华人正式武装的存在，也成为了虞洽卿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和群众基础之一。 不仅如此，据冯筱才考证，虞洽卿对华商体操会的政治运用同样登峰造极。1906年7月，奉旨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载泽、尚其亨、端方、戴鸿慈等人先后返国，抵达上海。虞洽卿一一晋见并邀请他们参观体操会。 晚清政治社会的一大景观就是纳捐扩大化，为了能够便利官商交际，许多新兴商人都会给自己购买一个功名。虞也不例外，1901年10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其赴日本察阅陆军大操，或因为奉派赴日需要官衔，故虞洽卿费银万两捐得一江苏候补道。自此虞洽卿便开始了自己“二品道台”的官场交游。 至此，虞洽卿已然从一个普通买办跻身于朝廷看重的洋务人才以及上海商界的领袖，也为其在民国时期的风光无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营政治”的典范 “虞洽卿生活在一个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作为与政界联系紧密的商人，其政治靠山的失势往往也导致商人利益受损。如晚清著名的胡雪岩破产案，以及后来严信厚（同为浙江慈溪人）之源丰润票号因官款提存而倒闭都有此脉络。虞洽卿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政商脉络的连续性。”在书中，冯筱才教授写道。 事实上，无论是民国初立时期政局的波谲云诡，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资产阶级的“黄金十年”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艰苦抗战八年岁月，一直到其1945年4月26日病逝于山城重庆，虞洽卿都是商界中的不倒翁。 在冯筱才看来，其中最根本原因在于，虞洽卿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商人，而是一个政治商人。 在虞洽卿声望日益上升的同时，他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除了涉足银行、航运，虞洽卿还投资地产、矿山、电厂等多个领域。正是如此，1904年，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成上海商务总会，年仅37岁的虞洽卿即开始担任议董。 不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虞洽卿经营十数年的政商关系因政治鼎革化眼见即为泡影，这个时候，与革命党很晚才直接发生关系的虞洽卿俨然成为了江浙革命的推手，即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经营政治”的典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事变，但在11月4日上海之前宣布光复的省份却甚少。不过，上海的光复虞洽卿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据当时的报道称，上海的“民国军”最早曾拟以虞洽卿为交涉使，负责对租界各国领事作说明解释，但虞“坚辞不就”，又拟推虞为上海道，虞也坚辞。 但到上海临时政府已成事实之时，虞洽卿的态度也明朗化。11月3日，虞洽卿先是决定协助李书平（上海光复的实际主持者）等人维持上海秩序，并为了推动苏州独立，虞洽卿与李书平乘晚车抵苏州谒见程德全。在得到虞洽卿在财政问题上的承诺之后，程德全“反正”成功。据考证，虞还曾赴南京做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劝说工作，但因为张勋抗议事乃罢。在后来的南京进攻战中，冒着炽烈的战火，虞洽卿随李平书等人押运大炮二尊赴宁助战。此外，虞洽卿还参与杭州光复计划的商议，极力推荐汤寿潜成为浙江光复后的都督。 “革命投身”的虞洽卿收获不小。上海光复之后，沪军都督府公布的职员名单中，虞为八位顾问官第一个，又被任命为闸北民政长，并先后协助陈其美、程德全处理财政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上海的政商关系。 北伐前后的政治投机 “不倒翁”虞洽卿更大的秘诀还在于极力使自己背后所拥有的政治派系资源具有多元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北伐前后虞洽卿从“左派资产阶级领袖”到后来成为蒋介石的代理人这段历史中。 众所周知，1921年成立的中共早期的活动多以上海为基地，而从一开始他们就非常关注当地“资产阶级”的动态，希望能够利用这些既在势力，推动其工作进行。 据史料显示，上海总工会会长李立三在五卅期间奔走于陈独秀与虞洽卿中间，李去北京活动时，虞洽卿还写了介绍信给当时的财政总长李思浩。但这种关系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1925年9月，中共主持的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将领邢士廉封闭，虞被视为背后的唆使者。 1926年北伐开始后，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中共与虞洽卿的关系又开始升温。这年8月，中共打算在沪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但罢工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参加罢工的工人们需要救济费，中共却拿不出钱。于是，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派人以工会的名义去找虞洽卿，要他援助并且协助募捐。对此，虞洽卿表现得很为积极，一方面他派人参与罢工之调解，还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事宜。此后，甚至一度自己出面出力。 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中共党员汪寿华也频繁出入虞洽卿住宅，双方的合作议题也迅速由援助罢工发展到建立政府。1926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驻上海远东局书记拉菲斯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即认为孙传芳建立的军阀“联邦”已经开始四分五裂，“更先进”的广州势力明显获得了“亲日的大资产阶级”的青睐。也正因此，他们与共产党人的社会力量建立了十分完备的组织。信中提到的“亲日的大资产阶级”即是虞洽卿。 正是在这种前提之下，1926-1927年间中共在上海发动的三次暴动中，虞洽卿均“奔走”其间。一个更为明显的迹象是，1927年3月22日由中共主导的上海市民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选出上海临时政府委员会19人，就包括虞洽卿，他也是就职典礼的13名委员中仅有的三名非共产党人之一。 “作为一个喜欢涉足政治的商人，虞洽卿在北伐前后的表现确实能反映出一些中国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性’。”他为了谋求个人的权势扩张，商人会主动地介入动荡的时局，尝试与各种势力合作，这种合作对象包括时人眼中的“赤化派”。冯筱才在书中写道。 然而，1927年3月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其与中共及武汉政府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为了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上海成了他最重要的饷源地，虞洽卿等旧识则成为了他联络商界的桥梁，同时蒋也成为虞洽卿扩展势力的一个重要依仗。 这就不得不提及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了。 1921年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所址在四川路爱多亚路转角，以证券、花纱、棉布、标金等为交易物品，内设许多经纪人号子，代客进行交易，蒋介石当年也在其中混过。成立时组织理监事会，虞洽卿任理事长，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是经纪人。1923年，物品交易所投机失败，背了巨额债务，蒋介石得虞洽卿6万之助，并帮其逃过债户的追逼赴广东投奔孙中山。 “总体说来，地方官员、中央官员均倚赖虞洽卿之上海工商界活动能力，举凡募款赈灾或地方公债，均要附沪挽请虞出面号召。他也善于利用各种执政者来寻求政策红利，同时适当支持在野者。然而，从政商成本上来看，机敏如虞洽卿者也知道做长线重点投资，以培植与某派政客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比较而言，虞洽卿与段祺瑞、蒋介石的关系，相对来看便属于长线政商经营。”冯筱才写道。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后来公布的委员会名单中，虞洽卿名列其中。尽管自身并非银行家，但虞洽卿利用自身关系网络扮演中介角色一再为缓和蒋介石的财政困境出力。 在“清党”的行动上，虞洽卿也与黄金荣等密切配合。据说1937年4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在黄家花园举行所谓“清党十周年纪念会”，虞洽卿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等被列为“五功臣”。 正是如此，蒋介石对虞洽卿从一开始就信任有加，甚至一度想让虞出任财政部次长。不过虞洽卿清楚此一职位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表示拒绝。但这并未妨碍此后蒋、虞之间互惠合作关系的发展。连日本人后来也承认：1927年之后的虞洽卿是“浙江财阀”和国民政府间的联系人，无论是在中外交涉，还是资源汲取、社会控制等方面，都是蒋介石的代理人。 “政商”生意经 与虞洽卿有着深厚关系的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把虞洽卿称作“市侩”或“奸商”。值得一提的，虞洽卿确实在政治上与商业上都有一些“精明”策略。 据冯筱才考证：1909年虞洽卿便在筹备江湾火车站附近圈得“荒地”六七百亩，建设万国体育会。他向上海道台蔡乃煌建议，为了避免地主坐地起价，拟仿照铁路购地办法于未曾圈定之前，由各县先传图地保谕令查明时值价银，按亩给价，俾免抑勒。以公益之名圈地，事成之后，再划占部分土地以渔利，或变更用途以造房牟利，这种今天很流行的房地产开发策略，虞洽卿当时就运用自如。 无论怎样，虞洽卿本质上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虞洽卿的确很擅长各种经营之道。作为商业竞争中常见的应用策略，在混乱的政局当中打“爱国主义”旗帜，就是其一。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司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了国人极大的愤概。4月1日，上海《申报》发表《爱国之凭证》的“时评”，最先发出“爱国储金”倡议，称爱国并非“空谈”，以储金“表示其爱国之心”，“人人出之于囊中，非若空中之取之无穷也”。 4月7日，即由虞洽卿牵头，成立了中华救国储金团，称“外交日棘，时局日艰”，“国家存亡，则匹夫有责焉”。遂制定《暂行简章》，规定“以中华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以募集5000万银元为目标，供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在上海设联络办公的总事务所。一时间上至国家总统，地方都督，下至缫丝厂的女工纷纷解囊，一度还变成了“强行摊派”。 此时的虞洽卿一方面以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的名义大力推动国货运动，一方面也在筹划以救国储金创办大型国货工厂。其一生事业基础的三北轮埠公司也于此时在上海正式成立。 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虞洽卿被迫在上海宣布将储金发还，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于虞洽卿来说，这一活动对其后来的事业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此役大大扩展了其政商影响力。因为在此事件之中，几乎各省军政首长与中央各部门都与他有过联系，他的姓名也天天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民族主义商业战略是一把双刃剑，虞洽卿也有被其割伤的时候。譬如五四运动后期，虞洽卿因为上海军政当局的要求，积极配合要求结束商人罢市行动。结果就招来不少攻击。1919年6月9日，浙江民党人士，前永嘉县知事刘强夫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痛斥虞洽卿反复无常，破坏爱国运动。6月10日虞洽卿前往四明公所开会，希望结束航运业的罢工行动，结果一度被人喊打。 信用一落千丈仍支撑不倒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之后，虞洽卿不得不从上海辗转来到战时陪都重庆。离开上海租界这个其一生凭借的地方，“龙困浅滩”的虞洽卿身上再次展现出了他作为商人的“天分”。 这一年，当虞洽卿从上海经香港抵达重庆时，物价的差异令他印象深刻，他即返回香港，购置汽车，投入到滇缅路的抢运生意中。虞洽卿在战时西南所从事的生意，显然不是一般商人所能进行的。 “虞洽卿能在非常情形下，通过商货抢运囤积销售，利用战时物资紧缺的环境赚起巨额利润，本身也是由其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及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积累的人脉关系所促成的。”这个时期，虞洽卿的车队就先后得到了龙云、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等军政官员开过的路条。 除了找关系，解决各种预期营业相关的实际问题，虞洽卿及其属下也会使用行贿办法来解决紧急的问题。冯筱才教授在一份档案中就发现一份送钱清单，上面的虞洽卿送钱对象包括“蔡所长”、“熊副所长”、“段所长”，“金处长”，“谢所长”，“彭科长”等多人。其中的“金处长”金福民曾任第六战区兵站交通处处长。 不过，在冯筱才看来，1928年，生意的极度困难，虞洽卿最终安稳度过，尤其显示出他是一个“政商”资本运作高手。 原来，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初以慈北、镇北、姚北三艘小轮行驶宁波、镇海、余姚航线，1926年买进了宁兴轮后又参加沪甬航线。1918年时，三北公司又盘进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资本扩张到100万元。这时，三北公司已经从浙东一隅的小轮船公司一跃成为全国性大航运企业。 时值欧战，船少货多，赢利颇多。虞洽卿因此认为航运事业大有可为，于是又陆续购买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上游航线。可是欧战结束，外商轮船卷土重来，竞争剧烈，三北公司处境由顺转逆亏损数百万元。负债累累，有人劝虞把轮船全部出售给外商，可是虞毫不动摇。 虽然一方面欠债，另一方面还是尽量买进旧船。原来这是虞抵债的一个诀窍。每一只旧船买价在5万至10万，买进后经过修理，油漆粉刷后，就可向四明银行做押款15万或20万，再去买进旧船。如此循环不息地增加船只，三北的名气是大了，其债务自然也高得惊人。单是四明银行，最高时曾达300万元。三北公司开出的一张支票，不知要退多少次才能兑现。银行为顾全虞洽卿面子，退票理由上写着“请与出票人接洽”。他的信用虽一落千丈，但因在社会上有地位，仍能支撑不倒。1927年后，蒋介石允许他发行三北公司债券，帮助他维持下去。 “从晚清以降，虞洽卿一方面多方借贷运用经济资本投资利润较高的工商生意；另一方面他通过介入社会事务及政商关系经营积累社会资本。由于他拥有强大的官场人脉，以及社会动员力量，所以即使其借贷满期甚至拖欠一二十年，金融机构主事者仍不能不顾‘面子’而与他绝交，诉至法庭。这说明他们仍可能有求于他，或者也抗不过其关系网上的人物出来说话。也可以说，虞洽卿虽然经济信用极差，但是其社会信用尚可，故能以后来者补前者。”在冯筱才看来，从这点上说，确实可以认为虞洽卿是一个所谓“资本运作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