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讲述“个人史”成2013国内出版热点，底层叙述重构历史侧面 2013年的中国出版界，“讲述个人史”成为不容忽视的关注热点。湖南浏阳教师沈博爱出版《蹉跎坡旧事》，记录自己劳改时第一个孩子夭亡、前妻远嫁湖北、祖父在绝望中死去等悲惨的人生经历；60岁才开始识字、70岁开始学习写作的传奇老奶奶姜淑梅，写出了《乱时候，穷时候》。用“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描绘了民国时期、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北方偏远农村里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村的农民工姬铁见，以一种“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方式，写作《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真实记录了属于一个农民工的沉重记忆。 在以权力角逐、政治变迁为主角的宏大历史叙述中，这些人本来是“沉默的大多数”。而这些有关个人经历的叙述，正在悄悄改变历史的航道，重构中国历史的侧面。在学界，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这些来自中国中下层者的个人叙述。学者郭于华将这些底层者的叙述称作“每个人的历史权利”。她认为“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便苦难是他们回忆共同的主题。 《蹉跎坡旧事》 见证草根知识分子七十年生死 《蹉跎坡旧事》的作者是湖南浏阳教师沈博爱。此书记录了作者劳改时，第一个孩子夭亡、前妻远嫁湖北、祖父在绝望中死去等悲惨的人生经历，但整部书的风格并不哀怨，而是一种昂扬不屈的调子。 十年砍柴是这本书的责编，“我以前读相关题材的书，多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回忆‘极左’时期所受的磨难，所表达的痛苦感很浓烈，似乎自己是天下最冤屈的人。和这类大人物相比，博老因为卑微，所以生命力更强，其对待苦难的态度也更为达观。” 十年砍柴这样评价。 海外文史作家林达担任了全部书稿的统筹工作，并为该书作序。他最早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版发现了沈博爱有关“蹉跎坡”的连载文章，“顿时眼前一亮”，随后主动联系。在序言中，林达清晰表达了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在那个时代，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作者非常特别，他罕见地在填补这个空缺。” 初试：“不好写啊！” “我没有青年黄金时代，在本来最美好的年岁坐监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煎熬过来，劫后余生。当时只有一份很简单的农人意愿，就是和老伴一道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沈博爱目前居住在湖南省浏阳市的教师村小区。 由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祖父母带大，20岁时因自发组织文学小组，结果被指控为“反革命组织罪”入狱，划为“右派”。1982年，沈博爱46岁，最终被宣布无罪。面对这么多沉重的记忆，沈博爱原本并没有想记录下来。 1997年，为家庭辛苦操劳一生的老祖母去世。1998年，沈博爱夫妇在徐州大儿子家过起了难得休闲的日子。老伴知道他平常爱动笔墨，于是鼓励：“祖母走了，孩子们都成家了。这个家我们经营这么多年，尝了四十几个春秋的酸甜苦辣，你可以写一下过去的经历。”沈博爱倒是有些担心，觉得会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不好把握分寸。他说当时很为难：“不好写啊！一个家庭不是单独存在，总与社会大变革息息相关。” 沈博爱试写了一篇《蹉跎坡》，孩子们看后，一致认定“能写出一本书”。沈博爱却觉得难度很大，此后竟搁置了六年。孩子们就一直催，沈博爱就老实承认：“不想写了，太复杂 ，涉及面太广了……”孩子们不肯，多次劝写，沈博爱招架不住，只好拟订出一个写作大纲，又顺势写了几个难忘的小细节。 完稿：日记+走访+勘误 2008年，在老家浏阳，沈博爱终于下定决心写下去。“开始真正写，搜集、走访、考证、整理，经常写到深夜。我原来爱写古典诗词，现在全部放弃了。”疯狂写作引起了老伴的担忧，怕他身体吃不消。沈博爱清楚记得全部稿件完工的准确日子：“2011年1月20日晚上，我写完了。桌上一堆手稿。我数了一下，共365篇（后删去4篇），共70多万字。” 沈博爱从青少年时就开始每天坚持不懈地记日记，这让《蹉跎坡旧事》有了第一手资料。为书中涉及有关他人的细节，沈博爱一一走访当事人，“如果能找到当事人，我一定会找他聊；如果当事人已经过世了，我就找他的亲属、朋友、知晓这件事的人了解情况。” “我爸爸写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一点都没有假的。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记日记，即便今天，谁来了家里、几时做了什么事，他都会一一记录。”老伴去世后，沈博爱的大女儿、女婿搬来与他同住。女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好几次看父亲写的“旧事”，她都偷偷流泪了，“我爸爸太苦了”。 2012年秋天，这位不许记忆出错的细心老人，自己印了上中下三卷的《蹉跎坡旧事》共六套，五个孩子每人一套，要求他们帮忙校对是否有错误之处。2013年春天，老人又自费印了几套送给亲戚朋友，继续请他们在事实上把关。收集完大家的意见之后，沈博爱对全书做出了多达130多处修订。 回忆：政治斗争犹如番薯藤 “蹉跎坡旧事”始自1936年，止于2011年，横贯半个多世纪。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是作者从初谙世事到步入中年的30年，也是作者经历最坎坷、磨难最多的30年。 1956年，年方二十的沈博爱在同学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并自办一份油印刊物《求知通讯》，第一期就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的文章。翌年，刊物终刊。没想到的是，办刊的几位同学很快就落得和流沙河一样的下场。被人告发后，“文字狱”随之而来。1958年春，沈博爱与几位友人一并“落网”；1962年夏被教育释放，但留了个小尾巴。彻底平反时，已经是1982年了。 “那时，我已是46岁的中年人了，整个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就被葬送。唯一的收获是修炼了三皮，割掉了两个无形的尾巴。”坐了五年班房，最终换来总额为一百元人民币的补偿。 沈博爱说自己有时候会想起同龄人、律师张思之说过的话：“不是恨，抱怨只是一点……划为‘右派’，我没有骂过娘，你给平反我也不喊万岁，绝对没有……我只是感觉到，我这15年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因为这15年不是一般的15年，是30岁到45岁，是人生当中最精彩的15年，可惜得很。” “那是一段每天都在死人的岁月。”沈博爱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你们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身边的、熟悉的人，每天都有人在自杀，每天都是谁谁死了的消息。今日张某服毒自尽，明日李某投河未遂，后日王某悬梁自缢。” 有关“喻学甫之死”，沈博爱单辟了一节来写。时值“反右斗争”进入高潮，某夜一次小组会上，“肃反干部”组织教师学习政策文件，“一是划‘历史反革命’有个国共合作的时间限制；二是保长属于划‘历反’的对象，还提了其他有关‘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当时教师宿舍里盘坐在被子里的人们，沉默得鸦雀无声”。 “坐在我对面被子里的喻学甫老师，那时还是‘未鸣未放’，没被揪到‘反省批斗’的另类里来。可是我看他面如土色，心思沉重。第二天早晨，我抢着去食堂取水洗漱，那时候用的是三尺高的开水围锅，我在走廊门口正好碰到了喻学甫，他端着脸盆出来，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当我回到宿舍收拾好东西，发现人群都向食堂涌去。”刚跟他打过招呼的喻学甫，投开水锅自杀了。 被人从开水锅里捞上来的喻学甫，已经成了“煮烂的泥鳅”，送到县人民医院不久便气绝身亡了。这件最痛苦、最残忍的自杀事件，令沈博爱至今感到毛骨悚然。“曾经有人说：历次政治斗争都好像番薯藤，翻来翻去，三犁三耙，翻得晕头晕脑，死去活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受不住翻这种痛苦和羞辱的人，只好选择死这条无情路。”沈博爱感慨。 《乱时候，穷时候》 北方文盲老太讲故事 60岁才开始识字、70岁开始学习写作的传奇老奶奶姜淑梅，最近写出了一部《乱时候，穷时候》。这位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到黑龙江安达市，做了20多年家属工的老人，用“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描绘了民国时期、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北方偏远农村里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裹脚年代，因为脚大，新媳妇挨打受气有的是。百时屯时家娶的媳妇脚大，丈夫看不上她，也不搭理她，去厨房吃饭的时候故意往她脚上踩，她也不敢吱声。时家新买的小鸭子都挤在门口晒太阳，新媳妇没看见，一脚迈出去，踩死两只鸭子。她自己害臊，上吊死了。” “区长嫂的丈夫死于逛窑子。丈夫死后，一次她回婆家，半夜里被两个小叔子抬走，轮奸到天明。区长嫂又气又吓，病了6个多月死了。娘家人不愿意了，叫两个小叔子给嫂子买好棺材，买好衣服。天黑了，娘家人都回家了。两个小叔子把嫂子脱得溜光，背到他哥的坟上，把坟挖开就埋了。回到家，天明把棺材和新衣服都卖了，听说跑山西去了。” 生如蝼蚁、命如草芥，这就是“乱时候”。在这一时段，姜淑梅写得最多的是身边的女人们，虽然有些故事是听来的，但这些女人最终都奔向了各种各样的死亡。 “穷时候”则是姜淑梅的亲历，讲述了从结婚到跑“盲流”至黑龙江安达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大饥荒，在姜淑梅的记忆里是“饿得最狠的时候，站着眼发黑，啥都看不见。要是坐着坐着猛一站，眼前就像下雪似的，看哪里都是白的。模模糊糊能看见道，感觉头悬起来老高，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集上的大公鸡和干榆树皮一个价，都是八角钱一斤，都买榆树皮，没谁买大公鸡。买鸡损失大，骨头和鸡毛都不能吃，榆树皮是干的，可以多吃几天。” 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姜淑梅不得不出门偷点别人家的蔬菜。坐月子，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就下地了。第四天开始熬碱卖。“二儿子出生三天，身上一个布丝都没有。厂子里沙土多，俺把沙土温热了，把他放到沙土里头，上面盖着他哥哥的旧衣服。尿了，就把尿湿的沙土扔出去，拉了也一样。” “整体来说，我娘写的《乱时候，穷时候》属于非虚构。‘乱时候’，写的是一些她听来的故事，比如姥姥、姥爷给她讲的故事；‘穷时候’，则是她自己经历的事。不过，我娘自己更倾向于说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姜淑梅的女儿张艾岺，正是教会老太太读书识字，并为该书写作保驾护航的“小老师”。张艾岺强调的，是母亲用“讲故事的方式”在诠释个人史方面的独特性。
《止不住的梦想》 记录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 姬铁见，男，1973年出生，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村。在《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里，姬铁见用这种“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方式，真实记录了建筑工地上属于农民工的记忆。 姬铁见认为自己注定会走上打工的道路。他的家乡位于豫西山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因人均土地较少，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有两种：一是在家经商，开办农家宾馆；二是外出务工。 姬铁见说，家里一共四口人，母亲体弱多病，儿子年龄尚小，家务几乎都是妻子操持照料，一家人的生计来源全靠他一个。 2009年2月14日，天气阴沉，下了点小雪，姬铁见告别老母妻儿，背着大蛇皮袋子，跟着邻居柯叔坐上了去山西的大巴车。大巴车里坐满了提着蛇皮袋的老乡—都是赶往外地务工谋生的。 车子行至洛阳，硕大的雪花纷纷而下，“有两个老乡突然吵起了架。其中一个老乡说，嗨，今天是情人节呢！另一个愣头愣脑地接腔：情人节？关你屁事啊！要不你别去干活了，也和城里人一样买朵破玫瑰找情人去吧！”二人就这么呛上了。姬铁见本想劝架，但话到嘴边竟说不出口—“浪漫的情人节，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 在书里，姬铁见描述了工地宿舍环境，也记录了日常生活琐事。 “宿舍其实就是水泥库房。脏臭无比，地面布满烟头和纸片，拿着扫把扫地，可以看到荡起的尘灰。”每天伴随姬铁见入睡的，除了零乱的物品、横七竖八的工具和油污的桌椅，还有“多得不得了”的蚊子和老鼠。即使住在库房里“每天身上都会落上一层厚厚的水泥”，“终究还是比刚刚填了潮湿的黄土而因此湿气浓重的地下室好”。 姬铁见的老乡二亮从高高的土堆上面往下跳时，不小心被竹胶板上的钉子扎进了后脚跟，大半截钉子插进了肉里，发了炎，脚后跟肿得老高。二亮歇了几天就忍不住回工地上工了，姬铁见问他疼不？二亮说，不疼是瞎话，但都歇了五天了，再歇，还挣啥钱呢？ 姬铁见说，自己描绘得更多的还是当下中国农民工恶劣的生存状态，而自己所谓的“文学梦”并没有因这次出版带来变化—出版的报酬仅有5000元，而他为此还辞了工作。 “我觉得自己太天真了，以为出版了书，从此就走上了专业写作的道路。”辞了工作的姬铁见，如今回到了老家，回到了“那种无事可做的、最让人感到难熬的状态”。他说自己在等待机会—明年初，央视一档求职节目据说会邀请他参加。 ——延伸—— 社会学家郭于华：不要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 “在从事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接触到的是关于苦难的讲述，屡屡体会到的是苦涩的味道—浓重的苦难，日复一日让人们在其持续中麻木的苦难，被密不透风的屏障遮掩的苦难。这些都不免让人感到沉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长久以来致力于陕北农村的口述历史研究，在其多年“倾听底层”的经历里，她总结出了底层叙述中的“苦难”主题。而像沈博爱、姜淑梅、姬铁见等开始利用互联网、出版等各种方式叙述往事旧梦、人生经历的这些“民间记录者”，主题依然没有逃脱郭于华对底层叙述的“苦难”总结。 郭于华将底层者的叙述称作“每个人的历史权利”，她认为，“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就像要保护我们的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历史权利。” 时代周报：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也不感兴趣，而且觉得自己的过去太不重要了，不值得写。 郭于华：这是很普遍的想法。包括我在农村做农民的口述历史研究时，很多访谈对象一开始是不愿意讲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太不重要了”，“没意思”，“你问这些干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这其实是对历史权利的一种放弃。 在所谓的主流历史中，人是被视而不见的——尤其是普通人，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他们可能会以数字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进行了什么样的战争，这个战争死了多少人。直至今天，大家也还在热烈地争论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个人是以数字方式呈现的，没有面目，没有形象，没有声音。当然，这样的数字也很重要，有时候连这样的数字也看不到。所以，我们在今天强调另外一种历史存在状态的时候，就要把人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 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要像保护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历史权利。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是有力量的，是有分量的。你会发现，如果有人认真地去倾听他们，去跟他们进行交流，他们是有愿望讲述的。很多农民妇女不识字，如果没有人倾听，就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在今天的中国，主体还是一个被消失的状态。面对很多东西我们都非常被动，中国一直是一个“被”的大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一个人的记忆也都弥足珍贵。 时代周报：个体在讲述经历时，会不会存在记忆的偏差或扭曲？你在做口述史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郭于华：一个人的回忆，因其发生在生命的特定阶段，感受的确会不一样。如“文革”，在当时还是小孩的人心中，就没有那么差—他们那时正值青春年少，是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候；再一个，记忆是否发生偏差、发生多大偏差，也与回忆者当下的境况有很大关系。比如有人说，现在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是因为在今天他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贪污腐败那么严重，所以他就觉得至少在毛时代，贪官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其实，今天的不公正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但是如果你多问他一句：回到过去好不好？他又立马就会说不愿意了。 遮掩、扩大、遗忘、扭曲，在历史讲述和个人经历回忆上，都是正常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历史研究者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来避免这种情况，如多重证据。同一个事件听不同人的说法，从而判断、接近历史真相—谁也不能说自己能够还原历史真相，只能说逐渐接近。但如果有关历史只有一种声音，而且强迫你统一接受，那就一定是不实的。 时代周报：在阅读上述三本书时，我同样感受到了“苦难”—而且认为他们并没有刻意渲染。应该怎么理解“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郭于华：可以用米尔斯（C. W. 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来理解这句话：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正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 美国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布迪厄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位思想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与22位合作者向世人呈现的、关于法国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种种苦难的作品，直译过来是《世界的重量》—现在经常翻译为《世界的苦难》，这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作品。这本书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个体遭遇的困境，个体所承受的困扰、苦闷，看上去是主观层面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反映的却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话听起来很绕，但是也不难理解。临时工、移民群体，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女性……这些人所遇到的困境和困扰，看上去都有一个个人原因，但实际上作为研究者，绝不能将这些原因都归到个人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