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之间，仅一个月的时间，各部委即相继发出针对性的推进深化改革的信号。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央行“向民资放开金融业、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表态，国资委“尽快出台国企改革方案”的声明，证监会及时出台IPO新政的举措，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厘清财税体制改革思路”的言论。 这无疑是一个好的预兆，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由本届三中全会所正式开启的新一轮深化改革，在不同部委之间已经达成“理念层面”的共识。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上述各部委发出响应深化改革的信号之后，只要各自有可操作性的配套细则、以及决策层针对性的制度督促作为保障，新一轮深化改革必将会很快迎来可喜局面。 明确新一轮改革的方向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刚性考核机制，再好的改革蓝图，最终都可能无法书写出改革的华章。 在新一轮深化改革行将全面启动之下，强化改革的刚性考核机制，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各部委可操作性的配套细则应尽快出台，其二，决策层针对性的制度督促亦需要尽快健全。 以向民资放开金融业为例，金融业所涉庞杂，既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基金业，也包括信托业、保险业、融资租赁业等，那么，面对涉及面如此之多的金融业，仅凭央行笼而统之地表态向民资开放，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欲让这一表态得到有效落实，不仅需要针对金融业的不同分支、不同体量，出台与之相匹配的操作细则，还需要央行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通气协调，使分门别类的金融改革方案能够与金融监管体系相配套。 再以国企改革为例，本届三中全会决定围绕国企改革着墨甚多，既强调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又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更强调将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2020年提升到30%），对此甚为明确的方向性表述，国资委在推行国企改革方案时，势必应该更为具体、且更具可操作性—例如，针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哪些行业可以允许民资参股，哪些行业可以让民资控股，哪些行业国企可以考虑逐步退出，民资参股比例和控股比例分别是多少？这些均需要进一步明确。还有，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应该具体行业具体分析，2010年实施的央企红利上缴四类标准也应延续，对身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市场化行业的国企，可以考虑加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以彰显市场对于不同资本主体的公平性。
最后以财税体制改革为例，“厘清财税体制改革思路”讲起来容易，但具体落实执行极其困难，因为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再调整。在现行分税制体系之下，地方所需承担的事务极其繁杂，而财税收入的大头却在中央，这不仅导致地方政府对民生保障类的投入严重不足，还造成地方政府对“减税政策”的阳奉阴违，更使得地方政府屡屡暗相抵制楼市调控，因为要维持地方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必须依赖卖地收入。故而，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有必要将部分税种给予地方、并加大地方在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分配比例。 除此之外，更为关健的是，全面深化新一轮改革，不能过多依赖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自觉性，决策层有必要给出具体细则出台的时间表，并在各部委具体细则出台的过程中，形成及时反馈修正机制，以确保具体改革细则具备可操作性，并与本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方向相吻合。而在具体改革细则出台之后，决策层还应尽早出台针对性的刚性考核机制，以惩前毖后，保证各个层面的系统改革最终落到实处。 在我国经济持续疲弱情况下，各种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矛盾均已滋生堆积，在此之下，全面启动新一轮深化改革早已刻不容缓。 之于当下而言，本届三中全会已经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而正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以强调改革为主，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能够强化针对改革的刚性考核机制，新一轮改革必能真正释放出制度红利，从而有效推动我国经济转型，有效激活我国经济的内生活力，并为全方位化解经济增长矛盾和社会矛盾拓宽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