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本质在于行 中国例外论本质在于反对“随大流”
习近平在对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作总结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五个优势,即,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还有学者提出“聪明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有关。聪明实力意味着以最有效率的资源使用方式定义目标和实现政策的能力。而中国的聪明实力很强。当领导人或整个国家领导层面通过从议事日程安排到政策形成、政策实施以及政策运用的整个政策制定周期中都能够实现既定目标,那么,力量就从中体现出来了。 中国由于自身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条件的复杂性,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可能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且,这会影响中国人看世界的世界观,从而导致中国人建设自己国家乃至世界的“独特性” “中国例外论”与20世纪流行的“美国例外论”颇为相似。在美国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唯有美国的社会发展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也超脱于世界普遍的历史进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三面环海的国家,跟其他国家没有可比性,因此美国国家崇尚个人自由,经济制度有它具体的特点所谓“美国例外论”就是指,由于历史起点和发展条件的独特性,美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国家不同,超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经验。比如,美国历史学家默里就强调,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贯彻了“人生而平等”的理念,由此构建了“美国梦”的基石。事实上,承认“美国例外论”,实质上就是承认了“中国例外论”与“中国梦”,以及他国发展“例外论”的合理性。 美国例外论产生于19世纪后期,当时欧洲处于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各种矛盾极为尖锐,面临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而当时的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爆发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第二国际到了美国就难以生存。这就是美国例外论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贯是批判美国例外论的。恩格斯发自美国的信中说,美国的一切都比欧洲更有生命力,欧洲理论不能在美国生根的原因就在于此。这说明恩格斯也是承认美国例外论的。换言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欧洲革命的条件在美国不具备,美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社会发展模式。 历史的齿轮将我们带进21世纪,并将另一个“例外论”推到我们面前,那就是唯一能与“美国例外论”相抗衡的“中国例外论”。中国例外论 最近也成为韩国知识分子圈流行一个话题——“中国解读法”,核心内容是中国有自身的复杂性,且有着独到的世界观,故不能用外界标准对其妄下结论。一直以来,韩国社会习惯用西方观点评价中国,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法。总之,中国就是“不一样”。 我们再来看中国例外论的背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再到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一波接一波。中国却没有发生这类“革命”。100年前欧洲的革命浪潮,在美国没有发生。100年后许多转型国家发生的“民主浪潮”,在中国也没有发生。这出乎许多人的想象。这就证明了中国例外论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中国例外论的奥秘在于制度边疆 就像当年美国例外论能够成立一样,今天的中国例外论同样有其成立的条件。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美国不发生革命的最大历史条件就是它有一个广袤的西部边疆,可以不断地释放东部积累的矛盾,爆发革命的社会临界点就无法达到。不同于美国“西进运动”的地理空间,中国例外论的条件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释放制度空间。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到越来越多人参与的政治民主化,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改革实践就是不断有序地释放制度空间,不断释放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自觉、主动、渐进、有序地释放制度空间,中国例外论就获得了存在条件。反之,如果中国僵化封闭,不能释放制度空间,中国也就难以成为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能失败。那些发生“民主浪潮”的国家往往都是拒不改革,制度空间被封闭了。 简言之,当时的美国例外论存在的最大条件在于地理边疆不断扩大,如同美国学者特纳所说,一条不断向西移动的自然边疆是美国历史的秘密所在。同理可推,一条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制度边疆则是中国现历史的齿轮将我们带进21世纪,并将另一个“例外论”推到我们面前,那就是唯一能与“美国例外论”相抗衡的“中国例外论”。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刊发文称,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名人们称美国是“自由帝国”,是“山巅闪耀之城”,是“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正是这些经久不息的比喻让所有美国总统候选人都觉得不能不赞颂美国的伟大,相信“美国例外论”。 报道指出,大多数“美国例外论”言论认为,美国的价值理念、政治体制和历史是无与伦比的,值得全世界景仰。它们还暗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独特的作用是命中注定的,它被赋予了这个权利。 中国例外论除了强调中国的特殊使命外,更多的是反对“随大流”,有文明底蕴的国家一般都不喜欢随大流,随大流搞的好也只是个中流的水平,搞不了就成了下流,在世界上认为自己例外的都成功了,比如北欧认为自己例外,结果搞出了合作主义社会,高福利国家模式,北欧成功,德国人也认为自己例外,结果德国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德国也成功了,新加坡认为自己例外,新加坡创立了一套独立的发展模式,新加坡也成功了,而随大流的国家基本上都失败了,比如拉美失败了,日本失败了,苏联都失败了。 例外论是科学的,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这些都是各国采取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内在原因,任何随大流的国家都不会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也就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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