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营报》：事实上中国各个工业行业一直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但雾霾好像在这两年迅速加剧，哪些因素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是哪些领域的问题最后突破了引起雾霾天气的极限，导致雾霾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黄玮：中国的雾霾污染问题是在过去就存在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图就显示，2001至2006年期间，中国就已经是全球PM2.5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污染最为严重的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达80微克/立方米以上。这样的问题，在以前并未为大众所得知，这两年通过国内自主监测数据的发布，使得问题的透明度和严重程度更加的为公众所熟知了。 导致雾霾爆发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我们长期以来依靠高能源资源投入和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过度依赖煤炭作为能源供应方式，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空气污染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和平最近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中国北方的京津冀地区，煤炭是其最大的PM2.5污染来源，由煤炭消费所贡献的一次细颗粒物占到整个地区一次细颗粒物排放的25%，更是形成PM2.5二次污染的气态前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主导性的来源，贡献比分别达到82%及47%。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企业为了利润而牺牲环境的做法？ 黄玮：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以为了赚取眼前的利润而牺牲环境的利益，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必须要客观地体现在企业运行成本中。通过环境税、资源税等市场经济手段，以及加大针对企业排污等行为的惩罚力度、收紧环境准入标准等行政手段，是促进落后企业、落后行业进行淘汰，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力。 《中国经营报》：能否介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治理雾霾的历史？其中哪些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黄玮：欧美发达国家上世纪也发生过十分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其中以1952年12月初发生的伦敦雾霾事件和1955年9月洛杉矶发生的严重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最为突出。这些严重污染事件发生后，短时间内造成了大量城市居民的死亡。而后英国和美国治理雾霾的整个过程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可以有效地治理雾霾——这是发达国家治理雾霾的经验。无论这些发达国家是通过立法或者颁布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最终的结果都是通过这一系列手段抬高了煤炭的使用成本，促进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淘汰，从而将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降下去。 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进行了一个多管齐下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以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方案，这是发达国家治理雾霾的经验，也是治理雾霾的国际共识。 例如英国，通过制定《清洁空气法》，用法律的手段将煤电厂这类大污染源从伦敦市区强制迁出，并在之后对法案进行补充更新，增添了更严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促进了污染物排放的下降，最终的结果是通过这一系列手段抬高了煤炭的使用成本，促进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淘汰，从而将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降下去。美国则是通过排污权交易、强制空气质量不达标地区实施污染治理、不断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手段，促进了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 《中国经营报》：结合中国目前的国情，你觉得治理雾霾应该从哪些环节入手？ 黄玮：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采取综合措施减轻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状况，环保部随后也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力图在2017年将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降低25% 并将北京市细颗粒物浓度控制在60μg/m3( 微克每立方米) 的水平。 现在中国治理雾霾的关键是降低煤炭的消费。现在的中国和几十年前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经拥有了更发达的节能技术，以及更加成熟的能源替代方案。我们必须把对煤炭消费的控制目标扩大到更多的地区，并加快速度将我们的煤炭消费降下来。 具体的减排建议如下： 大幅度限制燃煤使用，尤其是电力行业煤炭使用，不再新建燃煤发电厂，最大程度发掘区域及周边可再生能源潜力，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替代燃煤发电； 关停、整治水泥、钢铁、玻璃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大力推广燃气锅炉替代燃煤锅炉； 全面改造民用和小规模商业炉灶，使民用燃料由燃煤向燃气转化，禁止农业废弃物焚烧；
进一步提升油品质量和汽车排放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