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
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企业不讲道德的事情层出不穷。因此很多人呼吁，要读读《道德情操论》，别光知道歌颂“自私自利”的《国富论》。 还有人认为斯密的思想是矛盾的，一面在《国富论》中论证个人“自利行为”的伟大，一面在《道德情操论》中热情讴歌“利他”的重要，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悖论”。 其实这是外行的论调。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词，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品质，而是用来说明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做出判断、控制私利的能力。整个《道德情操论》不过是想阐明： 利己的个人是如何控制自己感情的。 也就是说，人在本质上，仍旧是自利的，但是，社会需要某种秩序，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秩序。这是因为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控制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是说，人的利己的本性发生了变化。 人能控制自己的私心，在于有同情心（孟子曾说过，凡人都有“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心、利他，也是人类的行为动机之一，虽然不是根本的动机。有了这种控制，虽然人是利己的，但是社会还是可以实现某种和谐和均衡。 斯密对著名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论述与个人的自利假设是紧密联系的。 “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仅出现了一次：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这个词也出现了一次： 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可以协调私利和公共利益，达到一个和谐社会。所以，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一句话，人的本性只有一个—利己。 亚当·斯密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很多人影响和启发了亚当·斯密思想的形成，如哈奇逊、大卫·休谟、弗朗索瓦·魁奈、约翰·洛克（《论政府》的作者，批判“王权神授”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等。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还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先驱们。与《国富论》出版同一年，美国签署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与亚当·斯密主张的经济自由遥相呼应。萨缪尔森认为，这两件事同时，绝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内在必然性。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地位，正如牛顿之于物理学，达尔文之于人类学，而《国富论》正恰如经济学的《圣经》，适合作为我们的枕边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