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仰 政治、人格与信仰



     “唯信仰可以移山也。”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7日)

  也许,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得先问一声:政治家有信仰吗?

  蒋介石的信仰问题十分复杂。除了儒家与基督教的纠结,后人在他身上,还发现了佛教的光照。蒋介石的先祖蒋宗霸,是布袋和尚的弟子,曾随之云游三年,以后世代信奉佛教;蒋母王采玉与蒋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心虔志诚的佛教徒。

  家世的熏染,使他亲近佛教,在其早年,曾生出落发为僧的念想。待他掌权后,与虚云法师、太虚法师等高僧屡有交游,这构成了后世研究佛教与政治之关系的背景与凭证。

  不过大体而言,蒋介石的信仰领地,依然是儒家与基督教的龙虎斗,到底以何者为本,当是蒋介石研究的重大难题之一。也许,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是斗争,在当事人看来则未必是斗争。蒋介石以其调和论(调适思想),化解了儒、耶——甚至还包括释——之争,而达至玄之又玄的三教合一。

  质疑

  儒家视蒋介石为儒生,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王阳明与曾国藩这两位大儒,并力图祛除基督教在他身上的烙印;纵然后退一步,仍坚称,蒋介石以儒家为体,基督教为用。基督教徒更加振振有词: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接受江长川牧师洗礼,正式入教,则是铁打的事实,权力与时间无论何等残酷,都无法抹杀。他们以此追问,说蒋介石信仰儒家——儒家的目光聚焦于世俗生活,一向敬鬼神而远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故缺乏超验之维,似乎不当冠以“信仰”之说——有何凭据呢?

  针对蒋介石皈依基督,最尖锐的质疑,竟来自其教内弟兄:“有人问我,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我无言以对。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处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人要向他鞠躬;为什么大搞一党专制、言禁党禁、白色恐怖,他身边却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上帝恨恶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诅的?”

  相应的质疑则认为,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投资:一是为了娶宋美龄,与豪门宋家联姻;二是为了完善其政治形象,以便继承孙中山的衣钵(“总理亦教徒之一,且伦敦蒙难,以专心虔祷,得免祸害也”)、与美国人打交道云云。

  不过,这些质疑脆弱如蝉翼,一攻即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在1927年12月1日,其时他尚未入教,宋家亦未强迫他入教。并非如野史所言,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是宋美龄嫁给他的条件之一。直到三年后,他才皈依,其间的精神变迁与曲折,发人深省。至于做戏给美国人看,那更扯远了,1930年的蒋介石,哪能未卜先知,预见美国将成为他后半生的政治屏障?

  日记

  单看日记,蒋介石诚可谓一个朝参暮礼、虔敬无比的基督徒,清教徒气质溢满了他的后半生。试举数例。1930年10月23日他受洗,24日日记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唯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1938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两周年,抗日战争逐步激化:“今日之处境虽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较之西安遇难之危机状态千万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1944年7月25日,衡阳激战,危城喋血,他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1945年1月10日:“今后记事朝课(即体操十五分钟,读《圣经》一章,静默三十五分钟至一小时,祈告约五分钟,记事与阅报各项)晚课(静默三十分钟,读《荒漠甘泉》一章),每日如未间断则不再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

  我信故我在,信仰讲究决断。理性的质疑无异于隔山打牛。进一步讲,信仰不可质疑。虔信与伪信,惟有神与信徒自身晓得,外人的论断不足为凭。

  我愿意相信蒋介石对上帝的信仰发自赤诚,他对儒家、佛教的感情同样如此。在我们身边,常见一种人,上句“阿弥陀佛”,下句“上帝保佑”,见神拜神,见佛拜佛。他们什么都信。或者说,他们什么都不信。

  这让我想起安伯托·埃柯的小说《傅科摆》里的一段话:“……当人们停止信上帝,并不是说他们便什么都不信;他们什么都信。”

  蒋介石左手儒家,右手基督教,不分体用高下,完全为己所用,正源自他的调和论。先后为蒋经国、蒋介石立传的美国人陶涵(Jay Taylor),接受罗四鸰的采访,标题即“调和者蒋介石”。他指出了蒋介石身上高度矛盾的一面(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撕扯),同时认为,蒋调和了新儒家青年与基督徒的精神冲突。“蒋介石相信,基督教教义的爱和儒家所强调的人道或是人文主义并行不悖。基督教‘爱’的教义强调每个人需要认识自己的罪,与儒家强调的自我反省一致,两者可调和。”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论及蒋介石的信仰纷争,亦持同一看法:“大概他(蒋介石)保持着中国传统习惯‘诸说混合’的办法,更因他一直被环境逼迫,也带着‘折衷主义’的成分。”

  说到调和,最生动的证据,莫过于蒋介石死后,他的灵柩之中所放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政治信仰,组成了他的灵魂三明治。

  调和

  那么,蒋介石是如何调和诸神之争呢?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历来不合,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这辈子最讨厌的人之一。作为冤家,他的观察反而愈加犀利:“蒋介石来迟。他在晚祷。这晚祷不由任何事而中断。这是一个新的角度。他虔诚与否不说,总之他即郑重其事。或者他以为与上主神交而增强他的直觉。他大体上依赖他所谓对心理上之了解(中国心理)。如何策动这样一个人?他能用他的‘直觉’超越逻辑与理性。他不顾业经证明之原则与方法,而坚持中国人之不同心理。他直接下结论而强以某种以前想象之中的相同为经验。他的顽强拒绝讨论。”(1942年8月4日)

  这段话有些拗口,其大概意思却不难读解。若史迪威所述属实,那么蒋介石的基督信仰的确浮于表面;或者说,蒋介石的信仰方式不同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信仰方式,他在其中加入了中国经验,使基督教中国化。

  纵观蒋介石日记,他对读经、祷告等基督教仪式的践履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这足以打消伪信的指责。哪怕——有些人总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最初是投机者,经过数十年锲而不舍的磨砺与试探,终将变成虔信者。

 政治信仰 政治、人格与信仰
  一面是虔信,一面是对信仰的中国式改造。蒋介石“郑重其事”的晚祷,对信仰仪式的坚守,毋宁构成了他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他深知自己的性格缺陷:“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秦瘦鸥《蒋介石先生传》)“性躁心急……静敬澹一之功夫不可须臾离也。”(《蒋介石日记》,1935年6月1日)苦行僧式的静修,正有助于安定心气,坚韧心志。晚年蒋介石极少大发雷霆,他的面目越来越祥和,眼神越来越深邃。

  除了调和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蒋介石还必须调和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即更为艰难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就要回到开端的疑问:政治家有信仰吗?

  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不乏用宗教辅佐政治的案例。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他自己信教不说(1915年,他在北京亚斯里教堂受洗,早于蒋介石15年),还鼓舞部下信教,用消防水龙头向士兵喷水,是为洗礼,据说其麾下军官,受洗者十之八九。唐生智号称“唐和尚”“佛门将军”,其部队被称为佛军,将士皆摩顶受戒,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为号召。然而,他们的信仰,尤其是冯玉祥,一直备受质疑。冯有一个绰号叫“倒戈将军”。其脑后的反骨,不仅用于政治,还用于信仰。他在西方人面前信耶稣基督,在苏联人面前信马克思和列宁,在国民党人面前信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昨天他还是“基督将军”,今天则成为“赤色将军”,明天是什么将军呢,那要看明日来客是何方神圣。追根究底,他对基督教,与其说作为一种信仰,不如说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一种精神催眠术,一种凝聚军心的洗脑工具,一种吸引军事与财政支援的障眼法。

  蒋介石是否如此呢?他在1930年受洗,1934年2月11日日记写道:

  “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统一精神,五说博爱精神。”

  黄仁宇认为,蒋介石所崇仰的仍是耶稣之人身属性,而非三位一体之神学,换言之,蒋的信仰不够深入,仅仅限于外在的形式。其实何止于此,蒋从耶稣身上发掘的五重精神,从其他教派的神灵那里同样可以找到。而且,我们需要注意,这五重精神,正会通于指导国民党的政治哲学。蒋介石的追求,不仅在于基督教与儒家的接榫,还在于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接榫,正如他试图将三民主义儒家化一样。

  所以说,对蒋介石而言,他并非任何一教的信徒,更非教条主义的信徒。他努力从各大教派的教义与纲领之中汲取他急需的观念和事物,建构他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他比那些政治骗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虔敬,并且以对宗教仪式坚贞不移地践履,来捍卫他的虔敬情怀。这遂令人难以判断,他到底是信呢,还是不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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