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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为民代言解读金融：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换句话说，除了征税和制定某些商业规则外，在当时缺乏规模交通运输网以及银行体系的情况下，尽管皇帝和大臣并非民选的官员，但天高皇帝远，他们对社会能造成的破坏相对有限，贪污腐败风险也远远不如现在。今天一个小小的处长、银行支行经理就能动辄挪用，贪污几亿元，这是连原来的皇帝都很难办到的。技术落后无形中帮了老百姓的忙，从效果上制约了专制的破坏力。 但工业革命后情况变了，铁路、轮船、飞机、电话的出现，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当权者调动民间利益的能力。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财富的货币化、金融票据化，使得权力者可以进行比过去大许多数量级的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权力进行制约，如果人民没有选择当政者的权利，那老百姓的权利和财产就无法安稳。所以，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普及的过程跟工业革命、金融革命同步或稍微慢一拍，就不奇怪了。是工业革命、金融革命强化了的利益格局，要求有更可靠的限制并制衡国家权力的民主架构。 显然，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民主制度，不仅仅是对一种抽象的崇高价值的追求，更是非常现实的需要。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不能把人民的福祉寄托在统治者的善意和保证上，而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三 问：在很多时候，人们似乎不到迫不得已，不到难以为继，并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变革。 陈志武：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那时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福利。人大机构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问责。 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政府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行政增加审批权和征收税费的随意性，以及监督问责的不力，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了相当的不满，只有民主机制才能缓和。 问：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