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老苏州人有两句俗话：“半潘”和“一条河一条街”。
“半潘”是指老苏州的两个潘姓世家—富潘和贵潘。富潘在鼎盛时期曾经拥有苏州观前街的大部分商号：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源糕团、文昌眼镜店……生意甚至做到了天津、北京和郑州，北京的老绸缎庄“瑞蚨祥”就是潘家的重要产业。贵潘是苏州的科举世家，自乾隆年间，科举成名做大官的就没有断过，最有名的是乾隆年间的状元潘世恩和他的孙子潘祖荫，曾经官拜尚书。这一商一官两个潘家，“占了半个苏州城”，可见势力之大。
所谓“一条河一条街”，这是说苏州独特的城市格局。官太尉河在城中曲折而过，所有的街道都依河而建，有河道的地方，必有一条街道。街道都是青石板的小路，不宽，恰好能容一辆马车通行。
富潘的祖宅礼耕堂坐落在平江路卫道观前，恰好毗邻官太尉河。故事就从这座房子和这个家族讲起。
老潘的遗物
富潘的十九代传人潘志强是个印刷厂的老板，他打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是他的父亲、第十八代传人潘惟德的遗物：一套家谱、几个旧笔记本、一些剪报、信件和照片。
2005年1月，77岁的退休会计潘惟德患病去世，这个时候，他苦心整理了四年的潘氏家谱还没有最后完成。儿子潘志强是开印刷厂的，他把父亲整理的家谱排版印刷了60套出来，每套都是厚厚5本。他承认自己没有好好看过，只不过父亲交代的事情，自己必须做完：“他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乱七八糟的，我理起来没个头绪的。”
这些家谱主要是记载潘氏家族的成员名单和流变，并没有提到富潘的起源和家族生意规模。苏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张学群正在研究苏州地方名门望族的历史，他看过潘氏家谱之后说：“从家谱上看不出潘家有多么富有。过去的生意人都不张扬，他们从穷到富、怎么富起来的，外人都不得而知。那时候要挣钱都要好几代人的努力，不像现在，可能几个月就富了。”
潘志强说，父亲曾经告诉他，明朝时候，潘家两个兄弟一起从安徽来苏州闯荡，最开始是在苏州齐门外，后来慢慢站稳脚跟，越做越大。史料里面记载，潘家是靠做国际贸易起家的，他们把吴地的丝绸和茶叶拿到印度西域去卖，换回金矿石和香料，回来一转手，慢慢发了财。不过，这是很辛苦的营生。有一次，潘家和结拜兄弟一起出门办货，遇上西域强盗，兄弟为此送了性命。回来之后，潘家祖宗立下两个规矩：一，家里每年供奉兄弟灵位，两家世代结亲；二，必须在局势稳定的内地开办实业，方为长久之计。
潘家实业里面，代表性的就是北京瑞蚨祥绸缎庄。苏州虽然是丝绸重地，但是京城居不易，一开始也是惨淡经营。到了第十一代，潘家出了一个大宅门里面“白景琦白七爷”式的人物，他叫潘文起，18岁执掌家务，在北京、天津、郑州各地奔走。康熙年间，有一次他在北京的茶馆偶然认识了康熙的十七子胤礼，这位皇子无意中提起，皇太后身体不行了，驾崩就是这几日内的事。这触动了潘文起敏锐的商业触觉，他马上动身回苏州购进大量的黑布白纱，在接下来的国丧中大派用场，这可能是潘家生意的转折点——戏剧性地站稳了脚跟。做生意很多时候也是在偶然中求生存。
潘惟德可能赶上了家族盛世的一个尾巴。他经常跟儿子这么讲：“当年花钱的那个高兴劲……”潘志强小时候听父亲讲，家里有一次重新粉刷，工匠从屋梁里面找到一条金子雕的龙。这个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不足为信，但是潘志强亲眼见到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文革时候上交家产，家里为了避嫌，用修房子挑石头的那种大箩筐，烧掉整整5筐字画。“当时我7、8岁，还觉得好玩，都很起劲地往里扔。”再一个是文革的时候维修老房子，工匠推倒一面老墙，没想到墙里面全部是铜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全是钱，怎么也有好几百斤吧。”
这样的家世可能对潘惟德影响比较大。一方面，他一辈子都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俭省——电视机就有三台，一台看新闻，一台听京戏，还有一台闲放着。另一方面，家族过于辉煌的历史使他形成了很深的家族情结。他把自己的退休金全都花在修家谱上，还曾经想写一个电视剧本。儿子说：“他对祖宗的那种感情我无法引用、无法理解。他，太多在乎了。”
他有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生前的一些零星片语，比如“青春荒唐”、“有一颗被历史扭曲的心灵，天生散漫盖疏狂，纨绔子弟”。在1995年67岁生日的时候，他写道：“今年已是在这个城市度过了67个春秋了，按人生说起来已经是末日途穷了，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回看以前，感慨万千，自己不禁要拍额称幸，我也活得越来越潇洒了，当初政治上没有被迫害，生病也没有病死，生活再苦也没有穷死，劳动再重也没有累死，大概祖宗有灵。”
潘惟德一生坎坷，回忆家族的光荣也许是他惟一的寄托。
徽州人在苏州
潘家是徽商，明清时候经浙江杭州到达苏州。苏州地方专家徐刚毅说：“苏州明清鼎盛时期，徽商大约有40万人，近郊一条十里长街上，全部都是徽商的商户。全国的行业会所和各地会馆，除了北京就数苏州最多，大概有200多个。”
苏州人尚文，徽州人尚武，徽州人在苏州的地域融合和文化互动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一直从事徽州文化的研究，他的研究中就说：“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但是难免良莠不齐，不免有刻薄和欺诈的行为，引起苏州人反感。”在苏州，士文化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到达苏州，在这个传统士文化占上风的江南城市，要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就必须要读书做官，必须要有文化，必须有一个价值观念上的转向。
潘惟德在回忆文章里面写到，潘家在事业有成之后，非常注重“财”与“势”的阶级联姻，“自清代中叶以后，就很少看到和商家联姻的了”。当时潘家人花钱捐了一个四品官，努力向书香门第靠拢，而且结下的亲家也都是状元读书人，或者官家。潘惟德自己的母亲也是上海大家族之后，“当年陪嫁就有一箱子珠宝。”
潘家祖宅礼耕堂的一些建筑细节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礼耕堂的正厅是接待贵宾和官员用的，房梁上挂着著名书法家梁同书写的匾，大梁被雕刻成12个乌纱帽的形状，让人感觉坐在室内一抬头就好像戴了官帽一样，所以这个正厅又叫纱帽厅。在进门两边的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心术求无愧于天地，言行留好样于儿孙。而礼耕堂这个名字的由来正是潘家的家训：诗礼继世，耕读传家。
一个商业家族会有这样的家训，可见当时“儒商”是极其受推崇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礼耕堂大宅的里面，一个砖雕门楼上还是雕刻着一对锁样花纹——是“锁财”之意。“中国古代向来富官不分家，要富还是要官？苏州人的观念是，有官必有富，要富必有官，只有做官才能够保证家族财产的稳定。”张学群说。
吴文化学者徐刚毅说：“家族的渊源力量对于苏州这个城市很关键。一个家族连续出几个状元，多得不得了。文化的传承，家族因素很重要。做生意也是这样子，很多的苏州商人，都是外地过来的，落脚以后把财富留在苏州，同时又叫下一代读书科举，或者做生意。”
张学群则说，当时苏州的商人家庭都是让大儿子读书科举，只留一个小儿子学做生意，以防止大儿子不长进考不上功名，是留条后路的意思。苏州这个城市，向来文名重于商名，一是因为商人比较低调，二是因为重儒轻商的传统。
为什么苏州会形成重儒轻商的传统？张学群分析说，有三个原因。
一是地域传统。北方人有钱发达以后，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搞排场、修祖墓，但南方人有钱之后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刻书。江南人认为，功名利禄不过是一生，文章才是经国大事，千百年以后，全国人、所有的子孙都能看到我的文字，这才是最牛的事情。所以苏州的有钱人里面，藏书刻书之风很盛，因为藏书搞到家族破败的也不少，后来甚至形成了“藏书比富”的风气。总之，只有读书做官才是正途，而捐官则是被人看不起的，一味从商苟且就更不上台面了。所以像潘家虽然有钱，也必须出钱先捐下一个四品官来，才好说话。
二是国家制度的鼓励。在汉朝和南北朝的时候，国家推行的是封建门阀制度，就是说，哪怕一个一岁的小孩，只要出生在所谓“世家”，他也是贵族。到了唐朝武则天时期，打击门阀大家，推行科举制度，所谓“天下英雄尽入瓮”。十年寒窗无人笑，一举成名天下闻，这种文化熏陶下，读书好就可以做世家，没人能够逃出这个牢笼。
三是苏州历来经济条件比较好，又没有受过什么大的灾荒。唐宋之后，全国经济中心转移到南方，明清时期，更有资本主义萌芽。富裕的环境使得很多家庭有条件请个老师来家里，教小孩念书。
这种重儒轻商的传统观念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有所松动。《马关条约》开放苏州，经历了战争的洗礼，面临日本人的挑战，苏州人才了解到非学洋文不可，必须讲究实用的技术，科举并不是惟一的道路。
“当时有个陆家两兄弟，哥哥考上了翰林，弟弟是中学校长，可是两人都放弃了，跑到日本去留学，一个学法律，一个学商科，回国以后，弟弟在上海开银行，成了大金融实业家。”张学群说：“近代苏州又完成了一个从儒到商的转变。这和时代有关系，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