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民币是大事，是国家的大事。我一生感觉最幸福、最难忘的，就是直接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工作。”一个老人自豪地对《时代人物周报》说。
能说这种话的没有几个人，尚明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老人已经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
2004年8月6日，尚明刚从北戴河及怀柔疗养回京。他身穿黄汗衫、黑长裤，坐在条布蒙面的沙发里，双脚搁在专为他制备的棉绒覆面的矮凳上，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丝毫看不出耄耋之年的老态龙钟。
以他在新中国金融界的巨大贡献和地位，有权威人士把他称为“中国金融泰斗”。对此说法，他连连摆手：“我不是泰斗，我不是泰斗。”
老人觉得他的经历很正常，其实，他眼中正常的事情，在世人眼里，俱是传奇。
金融路：曲折前半程
尚明本姓王，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柘城县岗王乡济渎池村，身为清末秀才、后为私塾教员的父亲给他取名“登云”，期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成大事的人。1938年2月初春节刚过，23岁的王登云就与一个同学一道，乘火车抵达西安，继而坐牛车赶到云阳。次年3月，他乘坐八路军115师留守处的军车，辗转800里，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并改名为尚
明，取崇尚光明之意。尚明进入金融领域工作，还颇费了一番周折。1941年，他进入西北财经办事处，首次接触财经工作。翌年1月，他参加了中央农村经济调查团，全面了解了晋西北解放区的农村经济政策和边币情况。1944年，他进入中央财政经济部金融财政科，主要研究国统区货币和解放区边币，第一次与货币亲密接触。
自此，他的一生便与中国的金融事业紧紧地融为一体。
抗战胜利后，在延安解放区经济干部工作团工作的尚明被转入晋察冀边区银行，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边区银行总行业务部部长。
当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他便被委以重任，做了货币发行处处长，研究货币发行政策，参与以人民币统一全国货币市场的工作。
“那时的印刷条件异常艰苦，缺少机械设备和油墨，我们就充分利用废旧设备稍做改造，加班加点地工作。”尚明对半个多世纪前的情形记忆犹新。
自1950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办公厅主任后，尚明就一直做着新中国金融界的 领导工作，几乎参与、决策和 领导了中国人民银行所有重要事件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金融工作的曲折在于设备的简陋等客观条件造成的，那随后的10年的曲折，却是对尚明个人的巨大折磨
。尚明在“文革”前后遭受了种种磨难，使他曾经有近10年的时间离开了金融工作，让他的金融之路拐了一个很大的弯。
20世纪50年代末，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书记的尚明，因不同意中央机关党委某些人的意见，依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是“反对他们”、“反对他们”就是“反党”的逻辑，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成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职务没有了，工资也降了四级。
1959年5月，他被发放到山东德州烧窑，干最脏最累的活，却吃不饱饭，“第一天每人两个白面馍，第二天白馍就换成了黑馍，第三天竟连黑馍也没有了。”尚明说。
时隔不久，他又去了内蒙古，依旧是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后来总算回到了北京。在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期间，他工作出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然而，正当他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
1968年，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与上次去山东和内蒙古不同的是，他保留着干部身份，还能领到工资。他白天下地干农活，夜晚在油灯下写批判陈伯达的大字报，久而久之，竟养成了抽烟的习惯。至今，他仍是不时地
抽几口特制的烟，烟中的焦油含量降到了最低。1970年春夏之交，尚明终于被平反昭雪了，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1972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局长，他心中积攒的激情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金融路：意气风发后半程
计划局是人民银行的综合部门，是参与政策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的部门，同时还要制订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制订和执行利率政策，综合分析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执行情况，分析研究市场货币流通状况，进行统计工作等等。
尚明遇到了“平生最为艰难的工作局面”。
“那时的‘三个突破’(即周恩来提出的人民币发行数量、粮食供应、工人人数都突破了计划)问题非常严重，生产少，消费多，反映到流通领域，突出体现在商品供应奇缺、货币供应偏多、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尚明说。
很明显，那个时段里，通货膨胀出现了。
尚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一些干部的职务。随后，他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采取了控制投资、精简人员等措施，主要靠冻结工资、冻结物价和凭证配售来保持购买力的平衡，对货币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年动乱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77年和1978年，人民银行和尚明在中央的支持下，采取了一些
临时性措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恢复金融秩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980年12月，尚明由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局长升任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对外金融关系及保险业务的发展等领域卓有建树。
在尚明意气风发的金融路上，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是最精彩的。
“聪明的东方人”
1983年2月上旬，美国首都华盛顿，大雪飞扬。
“当时有很多车都因为雪太大，在路上没法动了。”尚明对这段经历记忆深刻，当时他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他率团去美国，是去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讨论各理事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加大援助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在是否增资的问题上卡了壳。
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反对，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赞成，致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理事的矛头一致对准了美国。夜晚10时，尚明与参加大会的各国理事都端坐在宾馆内部的会议室里继续讨论，所有的消息完全对外封锁。
随着会议的逐步深入，形势呈现出一边倒，气氛颇为紧张，明显地充满了火药味。
议题的成败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态度。美
国代表、财政部长里甘孤立无援，如坐针毡，说了声“我去一下洗手间”，匆匆地走出会议室。看着他的狼狈相，尚明风趣地说：“他不是去方便，而是去向总统请示了。”引得室内一阵笑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才有了少许缓和。
短暂的休息之后，里甘返回了会议室，会议继续进行。会议轮值主席、英国财政部长杰夫里.豪说：“请聪明的东方人发言。”
这个“聪明的东方人”就是尚明。
尚明简单地陈述了中方的立场，最后说：“我们每个人再朝前迈半步就可以握手了。”
他的发言刚结束，墨西哥财政部长和泰国等几个国家的央行行长便纷纷发言，支持他的意见。这种支持，多半应该归功于此前他与各国协调立场的外交努力。早在前一年秋天，他应泰国央行行长的邀请，率团访问泰国，名义上是建立两行之间的友好关系，实际上讨论了国际金融界的许多问题，使得在此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能够做到一唱一和。
眼看大势已去，孤掌难鸣，美国不得不做出了妥协。
议题一锤定音。时针指向午夜12时。
熟悉的、不熟悉的会议代表都争相与尚明握手，尚明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将结果通报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同时向国
内发了电报。“美国财长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结果。”21年后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尚明依然感慨。
“那个春节我是在美国度过的，在中国大使馆里吃的水饺。”尚明对《时代人物周报》回忆道。
令“老大哥”头疼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人的贷款谈判，则是他的牛刀初试。
1950年初，天津的金融秩序已有了明显好转，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兼天津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尚明的工作也渐入佳境。
大年初二，人们都沉浸在解放后第一个春节的欢乐气氛里。那天夜里，尚明突然接到来自中央的加急电报，令他速去北京。他不明事情原委，第二天清晨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赶到了北京。
原来，中央成立了中苏3亿美元贷款谈判小组，立即前去苏联参加贷款账务处理的谈判工作，任尚明为谈判小组的二把手。
此前，他从未出过国，也没有像样的衣服。他抽空到王府井买了一套衣服，就匆匆地坐上了苏联的军用飞机，经伊尔库茨克抵达莫斯科。
起初，苏方给予中方人员较高的礼遇，将莫斯科饭店整个一层楼让给他们住，每人每天按200卢布的标准安排伙食，吃的多是猪、牛、羊肉，极少吃米面，这对刚刚走过战乱的尚明等谈判小组成员来说，无异于天堂般的
生活。然而，一进入谈判后，中方人员的优厚待遇就被取消了，一切都需要自费，“一个小萝卜头半个卢布，一杯红茶半个卢布。”尚明说。
谈判过程异常艰难，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谈判的协议文件只有俄文，没有中文，理由是“不懂中文”。
尚明等中方人员针对协议文件一连提了40多个问题。苏方当时就懵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像“中国老弟”这么“难缠”的人，他们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协议几乎都是这样做的，那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签字了，中国怎么能不签字呢？这意味着他们以前的所有文件都需重做。
苏方别无选择，因为中方的意见有理有据。谈判异常漫长，从2月一直持续到6月。最后，苏方不得不做出妥协，除了满足中方的一些要求外，签署的贷款协定也是用俄、中两种文字表述的。
尚明等人非常高兴，代表团成员当即就乘上了从莫斯科回国的火车。途中，朝鲜战争爆发。6天6夜之后，他们回到了北京。
不久，中国“抗美援朝”向苏联的军事借款以及记账等谈判，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一个朋友问我：在苏联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说：是中国的教条主义。为什么呢？中方小组的许多成员不懂金融，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办，照本宣科。”
随后，尚明没有再回天津工作，而是调到北京，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办公厅主任，直至退下来前的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
1992年，77岁的尚明完全从一线上退下来，但他一刻都没闲着，担起国家金融发展教育基金会会长的重任，直到2002年卸任。其间，1996年8月，81岁高龄的他还率领国家金融发展教育基金会代表团去法国，辗转巴黎、布鲁塞尔等欧洲各大城市，与有关机构商谈赞助基金会之事，尽显一个金融大师永不言休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