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君悦一层大厅,靠窗座位,光线耀眼。
眼前的张朝阳完全符合大家的想像,茄克衫、牛仔裤,嘴里不停嚼着口香糖,对事物的评判和态度直接写在脸上。不感兴趣的问题,他很敷衍,“是的”、“就是那样的”,脸已经转到别的地方,背对着你。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滔滔不绝,目光灼人。
邓小平,正是一个让他兴奋的话题。
崇拜邓小平
张朝阳对于小平的记忆开始于文革之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从小就关心政治,文革时期觉得很荒谬,1978年邓小平开始执政,我就从父母的谈话中感觉到,国家发生了大事。”他作了一个手势,“那年我14岁”。
“他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求是’思想,我们开始追求真理,尊重科学。”这个改变被张朝阳称为“现代启蒙的开始”。
正由于此,1978年,科学迎来春天,杨振宁、陈景润成为时代的偶像。而那时张朝阳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
1981年,17岁的张朝阳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当时他认为,物理是解释世界的途径。
“当时清华学生念书非常疯狂,与外界隔绝,对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
rdquo;他还记得一个口号,“争取为祖国 健康地工作50年”。到今天,他还是把清华5年概括为“自虐”。“分数就是一个人的身份,竞争格外残酷。不停地比,考不到好成绩就去游冬泳,刺骨的水……或者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
在美国
22岁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知道自己可以赴美留学,“东游西荡”地度过清华的最后一年。
“那时候出国是一种浪潮,邓小平打开国门后,我们发现并不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来西方比我们发达,我们开始陷入自我批判,甚至怀疑整个文化的根,好像西方的都是好的。”
他还记得那时自己喜欢看的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
“1986年出去的时候,根本就不想再回来了”,在他记忆之中,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改革开放真正的成果还没看到,除了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美国老师喜欢在文化研讨会上讲述,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的希腊时代,就已经超过中国,张朝阳觉得特有道理。“但是”,他补
充,“回国这几年我开始反思,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些‘过’了”。到了美国的张朝阳开始变得反叛,“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掉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即使在冷战时代,美国的媒体对中国和邓小平也有一些报道,但反华情绪很重,张朝阳更喜欢通过当地的华文报纸了解中国的情况。
这个时候的张朝阳就特别关注关于邓小平的报道,“我知道他正带着中国迅速前进”。
喜欢看《邓小平传》
“回国之后我最喜欢看的书就有《邓小平传》,我特别佩服他,愿意多了解他。”
1995年,张朝阳拎着两个大箱子回到北京。
那时,留学生归国淘金的热潮还没开始。“偶尔有个把人回来,但基本都是年纪稍大的,像我那样20多岁去读博士的几乎没有回来的。”
“回国我酝酿了好几年。”张朝阳有点自嘲地笑了笑。
“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已经呈现,我在美国商店里可以看到中国出产的货物,很兴奋,报纸上任何关于中国的消息都特别关
注,拿到手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要反复看,任何说中国好话的书都特爱读,当时看《2000年中国大趋势》,非常激动。”有一次张朝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说咱们组建一支乐队吧。朋友嘲笑,“什么时候了,我正在国内做生意呢。”
张朝阳被触动,“从那以后,我开始变得积极入世了。在美国9年我始终没有融入,在一个文化中生活了20多年,要完全融入到美国,很难。”
9年,中国已经跨了一大步。
“变化太大了。我到深圳出差,看到了高速公路,特感动,我们也有高速公路了。”他头一抬,饱含笑意。
“回国后,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
归来的张朝阳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从西安到北京再到美国,又回到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
“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了解了另一种 思维方式,然后回来。”
回忆一生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决定,张朝阳很宁静,脸庞在窗外光线的映射下显得无比清晰。40岁了,风霜还没有进驻他的脸上。
新经济的偶像
“邓小平执政之后的发展是
一个两百年未遇的奇迹,我碰上了,非常幸运。”1996年张朝阳在海外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建了爱特信公司,1998年,公司易名为“搜狐”,2000年7月12日,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现在,搜狐的股价徘徊在30美元左右,在内地各种富豪榜中,张朝阳的身家已过20亿人民币。
创办网站的想法,产生于北京某家麦当劳中,张朝阳随手就把这个改变一生的计划写在纸巾上,他说:“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纸巾。”
张朝阳无疑撞上了好时机。1996、1997年,中国互联网正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他进入了,而且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互联网最重要的启蒙力量,甚至直接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进程。
很多年以后的2003年,张朝阳重回母校清华大学,他已经被称为新经济偶像。而此前,留学生归国淘金的浪潮已经全面掀起,哈佛等名校的MBA和博士一批批涌入,张朝阳正是他们的模范。他引导了中国纳斯达克的一代。
“改革开放让我出了国,回国后我赶上了科技大发展的浪潮,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我提供了机遇,”他略作考虑,然后坚定地说,“我的 成功有一大半源自小平引导的社会改革。”
在张朝阳看来,他们这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跨越了好几个时代,社会的剧烈变迁让他们备受冲击,不得不背负市场和精神的双重苦难。
但他说,“我感激邓小平,如果不是他,我们将窒息而死,现在我们毕竟可以挣扎着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