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历代从政者，“皆据古鉴今，以立时治”。盖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自古圣贤孜孜不倦，终身治经史者，欲其学有成，致用于当世也。先师钱宾四（穆），终身钻研国学。其门下弟子或时人，得其一言一语，或一字一词者，世世享用不尽。1933年，先师于北大任“中国通史”讲席；1954年及1955年，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开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课程。余生也晚，皆无缘承训。幸其通史有《国史大纲》传世，其经济史则自来未见刊行。叶龙学兄早余从侍先师数载，遂有幸并聆两载之经济社会史课程，并详为笔录。叶兄欲先师之学得以传世，自1991年8月，迄1993年1月，两年半间，精心整理、补释两科经济史讲稿，以流畅易读之文笔书之，逐日刊于《信报》。兹为广流传，汇为一集，名曰《中国经济史》。是书循中国朝代先后论述。汉迄唐一段，最为详尽，特重吾国财经制度之得失。中国以农立国，故述秦以前经济，标榜周祖后稷，教民耕种；介绍黍、稷、稻、麦、菽、粟诸农作物。继载井田制之争议、兴起、变迁与破坏，与夫税法、工商业、货币、私产及水利。“中国自秦以来2000年之政治、学术，莫不与其社会形态相协应”。“自秦而下经济地域逐次扩大”。秦汉社会经济，重视土地、农业与农民。至若户口之管理、手工业及水陆交通之发展，亦颇著成效。秦代开国，经济已具规模：建立土地私有制，并重视农业。城市涌现，度量衡统一。货币流通，“工商发展，已有可观”。惜苛捐重役，秦遂以亡。汉初屡改币制，高祖轻商重农，“轻徭薄赋”。制定役法、算赋、田赋、田租、租税、封君诸制，“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政经稳定。汉武以后，经济思想发达，晁错、贾谊、董仲舒主张统制经济、限田政策，与司马迁自由个人主义经济思想争议不息。古者煮海为盐，冶铁致富。武帝以盐、铁、酒专卖。行均输、平准之制，富国而不利民。又行鬻爵、告缗、屯田之制，广增国用。币制自乱反正，以“节制资本”。皇室与政府，财政分治。惜用度过大，后宫妃嫔，高俸厚给，又大兴礼乐，营造升平，滥用国库。王莽篡汉，“大事改革，田亩尽归国有”，禁买卖田宅，复井田，更币制。以六筦法制工商；行五均法增赋税。然行之太骤，遂促其亡。光武中兴，土地兼并之风盛，颁度田制以抑豪民，惜不果行，庄园制遂兴，豪户多畜奴婢。仍行田租、鬻爵及盐铁专卖之制。虽军费、官俸、交通、赈灾、水利、教育之费颇巨，然屯田之制，亦著成效，故盐铁专卖，至和帝而止。东汉手工业兴盛，辽东、河西畜牧业亦盛。光武初复五铢钱制，至献帝时更为小钱。此外，两汉黄金存量极丰，植林、丝织、冶铁、造船、陶瓷、酿酒、制糖诸业并盛，其轻徭薄赋，节制资本之功欤？三国魏晋南北朝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化期。土地制之转变尤甚。屯田自东汉末发展至晋，变成占田与课田。北朝则全力推行屯田与均田。土地而外，庄园、矿冶、铸钱及工商业亦渐上轨道。曹魏屯田，强兵足食；邓艾攻蜀，先灌良田；蜀汉屯田，以攻为守；孙吴屯田，民无饥岁。本书详释晋之户调、品官占田、军屯、赋役、杂税、工业、商业、币制、商税及寺院经济诸项目。南北朝之工业，采矿、铸造、制瓷、纺织，以至盐法亦在讨论之列。又分述宋、齐、梁之赋役，陈之屯田，北齐、北魏、西魏及北周之租调、赋役及均田制，与夫五胡十六国之赋役、冶铁工业；并总论北朝经济制度，优于南朝。综上所述，为余所理解叶兄编撰、补充先师“中国经济史”等之内容。经济史非余所长，苟有未当，是读之未审，思之不精，非原录之失也。1964年3月、4月及6月，先师先后于香港新亚书院三度演讲“论语新解”，其认同及重视语录式《论语》传世价值可见也。时余虽有幸恭聆“新解”，愧未笔录。叶兄独能笔录、补充并出版先师之“中国经济史”等讲稿。是篇以流畅之语体文写成，深入浅出，士庶可读。若人手执一册，则可明了中国历代经济制度之得失，择其善者应用于今日之工商社会、金融中心矣。妄申是序，敬祈赐谅。
梁天锡1996年4月于香港能仁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