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pdf 《中国经济史》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1.南朝商旅繁耕夫少

   南朝时农业较少而商业旺盛。有下列各点可以证明。

   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有两句话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①,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②,皆实验也。”南朝时之长江,一船可装二万斛谷,可载如此多之商品,可见容量大得惊人。

   又《晋书·五行志》载:有一次大风,“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此处至少有几千条船,为南朝内部经商而来往。尚有国际贸易,即南朝对北朝之间的经商。当时田租轻,田多由贵族所占。造成贵族官僚资本大做生意,此亦为南朝靠商业立国之一证。

   北朝在文化上没有什么了不起,较南朝为逊色。只有千人毡帐而已。南朝是金粉世界,较意大利中古时期之大城市为出色。当时可派官员到安南;二万斛大商船可直达成都。但仍为中国人所看不起,称其为黑暗时期,因为,这是站在儒家和老庄思想的观念来批评历史的。其实,南朝在生活及文化上是相当有趣味的。比起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朝商业很盛,以官僚资本经商者众。《宋书·孔觊传》载:他有两位弟弟孔道存与孔征,兼善营商,某年请假东还,觊到洲头亲自迎接,带来的行李竟有一千余条船①,所载为绵、绢、纸、席等货品。孔觊见了,假装很高兴的样子,说道:“我正十分困乏,得此可得帮助。”便命货品抬上岸边放置,此时遂厉声责备道存等曰:“你们既然做了官,何以又要经商?”说毕命左右取火烧之。

   梁武帝有兄弟王宏,别无本领,却善聚敛。其住处有关锁甚严之库房100间。有人密告武帝,疑所藏为铠仗兵器。一日,武帝偕友检视其库,才知30余间中藏钱三亿余万,余屋则贮布、绢、绵、漆、蜜、纻、蜡、朱砂、黄屑及杂货,无法计数,帝知非铠仗,遂大悦。可知当时官僚经商敛财之一斑。

   由上述可见南朝“商旅转繁”而“耕夫日少”,实重商而抑农。

2.南朝抽商税证商业繁荣

   南朝由于商业发达,故亦重视抽取商业税。据《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凡有契据者,所值一万钱,官府抽商税400钱。由卖者出300钱;买者出100钱。如无契券,则随物估值,亦收百分之四,宋、齐、梁、陈无不如此。此时造成人人竞为商贩,不事耕种。

   政府因而对一切买卖均抽商税,名为重农抑商,实际上是侵削民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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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东晋至陈,并在交通要道路口设置关津,以便抽取商税。如南京市之西有石头津,其东有方山津。各津设津主一人,贼曹②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凡禁物不准通过,如属荻炭、鱼、薪之类,则抽十分之一商税给官府。当时方山津甚少禁货,故检察甚简。当时秦淮河之北设大市,其余小市十余所,可见水陆运输货物甚盛。大市设置官司,税敛甚重,人民苦之。

   当时广州地区抽得商税甚丰,均以钱计算,可见广州商业之盛。

   南朝经商之路,主要分为四条:一条自南京至江苏彭城;一条至淮北;一条至湖北,即自今之平汉铁路经鸡公山到信阳、襄阳;一条则到长江流域之终点成都。

   梁末陈初之间,有位三教九流的道士奇人名陆法和者,他有部曲数千人,一律称为弟子。其实这些部属,养着他们为了协助经商。陆法和当时在湖北任职刺史。他做官不重法律,以道术为重。当时要抽商税,但他主张“列肆之内,不立市丞。①但以空槛②,钥在道间,上开一孔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③”。

   当时南朝有条规则,即军人、士人④,并无关市之税。但其他人则不得免税。

3.生活奢靡碍南朝统一

   南朝建都建康(今南京),由于政府经济靠商业税收为主,对商人亦常有多种优待与鼓励,商人不但致富,亦可任官。且其属下仆役亦可由主人保荐做官,或受主人荫庇以逃避赋役。如宋时徐堪之,有“门生⑤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⑥。这批门生,均为富人之子,日常生活享受舒适,且有机会踏入仕途。又如宋“张畅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僧宝有私货,止巴陵不时下”⑦。此处说明门生中常有经商者。又有经商而进入仕途者。如建康有一名仆役周石珍,以贩绢为业,到梁代天监年间,官至宣传左右⑧。

   亦有贫苦得富人资助,后以商贩致富而递升为大臣者。有吴郡人陆验、徐驎,少年贫苦,落魄无行,乃投靠同邑富人郁吉卿,吉卿贷以钱米,使陆验能为商贩,遂获利千金。乃到建康,散赀以事权贵。有人告于武帝,验遂与徐驎同受拔擢,升迁至少府丞、大市令①。

   亦有商人事王族任官而致富者。有何妥者,西城(今陕西安康县)人,其父何细胡,因通商而入蜀,遂迁居四川郫县,因事梁武陵王纪得宠而任职管金帛之官,因而致富,人称西州大贾②。故南朝经商者,不但不受歧视,且可任官致富,一般亦官亦商者,生活日趋享受舒适,因此而乐不思蜀,此实为南朝不能统一中国之主因。

   至于另一原因,厥为当时并无农民服义务兵役。乃在战时发奴为兵,即自大贵族之部曲中抽取,又为贵族所不悦,因此南朝无充足兵力,遂使中原不能恢复。

   南朝田租,征收困难。收租首要在调查户口,但户口混乱,查核不易。桓帝时虽竭力调查,仍无结果;“土断政策”推行亦不易。国家税收遂以商业为主,官僚商业尤为发达。

4.北朝经济稍逊南朝

   北朝在商业上言,并无南朝般活跃蓬勃。北朝是“异族统治”时代,但此四字亦非准确,可称“胡汉合作”。此乃由于汉人之影响力相当大。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期为异族统治时期,即北朝、元代(正统异族)及清代(汉代之满族)。北朝时乃是中国文化插入了异族统治。

   北魏在孝文帝时,开始有较盛的商业兴起。五胡乱华乃在东晋时期,宋、齐、梁、陈时才是北朝开始。五胡时期,前秦苻坚统一北方,政治已初上轨道,此时建都长安,自长安至各地修筑道路,道路两旁植以槐、柳。20里有一亭,40里有一驿。

   当时有赞歌道: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说明了当时像样的物质建设,且此时虽是五胡时期,但仍保有中国的士大夫传统,相当注重教育。苻坚自淝水之战失败后,北方分裂,魏遂崛起。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由于五胡时洛阳、长安已趋荒凉,新的城市遂崛起于塞外的大同。北魏建都大同时因地处边塞,社会落后,尚未使用货币,至孝文帝时迁都洛阳,遂加重建。故北方经济大体说来,可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前秦苻坚时;第二时期为北魏孝文帝时。

   前秦苻坚时虽亦有家累千金之富人,如当时有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车服排场,等同王侯①。但一般来说,农商均有待发展。如当时苻坚以关中水旱时生,遂号召王侯以下之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浚浦水之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灌溉山岗兵陵地区的咸地,百姓才蒙受其利②。

   北魏商业所以兴盛,因当时官将经营商业。如崔宽袭爵武陵公,镇西将军,拜陕城(今河南陕县)镇将。当时因陕西地区出产漆、蜡、竹、木等甚丰,便经常运往南方贩卖,家产丰富③。又如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发民驴以运粮。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民谚讥说:“驴背上加了绢,瘦弱也变成强壮。”使轨单马执鞭而来,从车百辆南归④。可见当时官僚资本之盛。

5.官员奢华凌驾帝王

   北魏时代的达官王侯,生活之豪侈骄奢,为汉晋以来所未有。正光年间(公元520—524年),元雍为丞相,可谓位极人臣,富兼山海。当时他所居住的第宅,可比拟帝宫。白璧丹楹,飞檐反宇,雕栋画梁,一派富丽堂皇。服侍之人,僮仆6000,歌妓500,史称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出则随从喝道,仪仗成行;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吹奏,连宵尽日。竹林鱼池,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其规模之宏伟,宛如皇家花园。

   元雍饮食极为讲究,每饭必具海陆珍馐,一餐所费数万钱。陈留侯李崇曾对人道:“商阳(即元雍)一食,敌我千日。”李崇当时为尚书令,亦僮仆1000人,富倾天下。但他却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日常只有“韭茹”、“韭葅”①两味菜肴而已。其友人李元佑对人说:“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佑答以“二九(韭)一十八”②,闻者大笑。

   当时皇族宗室所居之地在洛水、芒山之间,约30方里地,名为寿丘里,民间称为王子坊。当时的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拥有山海之富,川林之饶。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此中尤以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元雍争竞斗富。曾建文柏堂,形如帝殿,玉井金罐,彩缋为绳,置歌妓300,尽皆国色。琛在秦州,多无政绩。但尝遣使远赴西域波斯等地,求得名马凡十余匹,马槽用银,锁环用金,诸王服其豪富。

河间王琛尝对人说:“晋世石崇,只是一位庶姓而已,竟然可以雉头狐腋,画卵雕薪。我乃大魏天王,难道不可以侈华吗?”琛常在自宅会见宗室,金银宝器,陈列堂前,另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巵数十件,匠工精妙,皆从西域而来。此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胜数。某次,太后赐百官以绢,章武王融、陈留侯李崇因负绢过重,蹶倒伤踝,唯侍中崔光只取两匹,朝贵服其清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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