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在笑与泪间活过来



     来新夏先生自称“90后”,过了90岁依然在南开大学读书写作。他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什么头衔都是过眼烟云。我一辈子唯一干了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就是读书。咱们知识分子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至于写作,是至死不休。”

  天津有杂糅各方的文化

  来新夏祖籍萧山,童年随家在天津定居。“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父母都在天津,我大学毕业当然就回到天津来了。我始终认为是客居天津。我待的时间长,对天津人、天津事比较熟悉。”天津的民间刊物《天津记忆》,便是请来新夏牵头。在来新夏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天津到处都是租界。“他们说天津是海河文化,甚至有人说是殖民文化。实际上天津是很包容性的文化,能把各种东西都拿进来,有很好的美食,也有西餐,可以玩乐,西方的东西也可以在租界享受到。各地来人也不排斥。天津比较包容,是一种杂糅各方的文化。”

  1942年,来新夏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当年辅仁大学名师云集,校长陈垣亲自给学生上课,目录学家余嘉锡对来新夏教益良多。来新夏比启功小11岁,但是私交很好,几乎每个礼拜都到他家里去请教,曾经跟他学过字画。来新夏回忆:“启功先生当时是以画名,他是解放以后不画画,写字了。他最好的字是解放初期,后来是干枯了,这也是年龄大了。他当时说:不画了,是因为解放后很多政要向他要画,一张画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改为写字,写了字很快就拿走。因此,现在他的画更值钱,因为他晚年几乎不画了。”

  和巫宁坤对门,跟穆旦一块劳动

  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工作,每到北京,必到启功家。后来大家落魄,情谊不绝。“我们两个都是被压的,他是右派,我是内控,就是问题不能做结论,也不能自由。虽然我们途径不同,但我们的愁苦是一样的。有时到北京还偷偷相会,吃一顿。”来新夏说,“我73岁的夏天去看他,他刚从医院回家,他非要拉我坐在沙发照了个像。他哈哈大笑说:你73岁,我84岁,都是坎儿。我们这一碰撞,坎儿就过去了。我们常常说一些笑语。这一代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是在笑与泪之间活过来。”

  来新夏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一度和巫宁坤住对门,也跟穆旦一块劳动过。“穆旦确实受了很多冤屈,他的前半生是非常潇洒,后半生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后来有一个排名说他是20世纪中国第一名的新诗人,我觉得是过了一点头,就是出于一种同情弱者的情怀,大家怀念他。”来新夏说,“这些人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相合的,但不能掩盖他们的才华。大家一起瞎扯淡的事也不可避免,就看当政者的宽容程度,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书生漫谈,运动以后书生之间不乱说了。以前旧知识分子在一起就是畅所欲言,喝点酒,吃点东西,一聊半夜,这些毛病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书生就是一支笔,一张嘴,不让他写,不让他说,他就难受。”

  来新夏自认一生最好的光阴都在政治运动里,但始终不忘读书。“‘文化大革命’还继续读书,读‘毛选’也读出名堂来,当时红卫兵对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背‘毛选’很熟。读书是一大乐趣,也是一个苦差事。一天到晚在看书分析多累啊,不如一天悠闲多好呢。其实深入辩解与辨识,读书也非常苦的,当然这是说真正读书,如果浏览性质的,大概不会太苦,但是过目即忘了。读书很快乐,但是也很费脑子。”

 来新夏: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在笑与泪间活过来
  “恢复高考后的中年学人出大学者不多”

  近年,来新夏用电脑写稿。“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倒不是接受,我是试试,玩一把。”但他对电脑自有看法:“我认为电脑是个手段,不是学问。现在,年轻人把这点忘了,以为有电脑可以不读书,不对的。因为电脑上的文章是别人给你加工做上去的,不是影印本,你自己又不知道前后截取得对不对。现在年轻人三天就能出一篇论文,从电脑上这切一段那切一段,焊接到一块就成了文章,当然跟我们体制有关系,要求学生多少论文,量化。可以用电脑做科研,可以当检索工具来使用,但是做精心研究以后,在成文以前,一定要看原来的经典著作。因为电脑上影印的文章差错率还是有的,所以不要迷信电脑,电脑是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学问的资源。”

  如今,来新夏笑称每天的生活是吃饭、睡觉两大主题。“我能吃能睡,间或看点书,书不拘主流与非主流,不拘好坏。但我也不是空坐着消耗时光,做点事,整理旧的东西。”他家也常有年轻人来聊天。“我很喜欢跟他们交流,因为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鲜事物。”对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年一代学人,来新夏说:“这一代应该说是精英分子,但是出大学者不多。现在也有人在仕途上失足。”

  回顾一生经历,来新夏看得颇淡:“很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赞成写回忆录。一个人写回忆录,固然可以反思,反思不一定要写出来,自己明白就可以。特别像我们高龄,90岁的人,总有难过的事,等于在自己伤口上撒盐,何必呢?”

  “该写的写了,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

  “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学术领域颇广,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从哪里起步?

  来新夏:我到南开大学开始教近代史,从北洋军阀开始着手。因为我在解放以后调到近代史所,我是从近代史所到了南开。最早的研究方向是北洋军阀,因为我给范文澜先生当研究生,他当时就从整理北洋档案开始。后来我搞起古典目录学这些东西,也是歪打正着。那时候把我控制起来,认为近代史政治性强,不让我教近代史,后来我开课就开目录学,大家莫名其妙,很多人不知道目录学为何物,以为是图书馆的编目,也就让我开,所以成了我的学术领域。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学得不错,我的老师余嘉锡先生亲自教目录学,他说:你可以对这个东西做点长年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弄了50年,也在中华书局出版过《古典目录学》的入门读物。

  时代周报:现在学界有一种粗浅的看法,好像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乱得不得了,但当时的学术文化还是蛮有生机的?

  来新夏:这个文化生机,有限制,但是没有像后来这么严。对报刊有禁令,也有法令,也有管制。但是,一方面那时候的官员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只要稍微调一下笔头也就过得去了,二则无官不贪,稍微走动走动,搞点小动作什么事也就解决了。北洋军阀这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我罪状之一,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人不研究就研究坏人的历史,是你的阴暗心理作怪。我认为历史总是两面的,历史不是单一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说:没有坏还显不出好来。北洋军阀的情况很混乱,各种派系交错,我觉得把这些东西理清也很重要,所以后来写了北洋军阀史。我研究北洋军阀也致力50年之久,开头写了一本《北洋军阀史略》,后来又改成《北洋军阀史稿》,最后写了一部《北洋军阀史》,100多万字,自个觉得算把这个事给结束了。

  时代周报:如何研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来新夏:开头我教近代史,总想有些新的东西给学生,读书都要写笔记的,所以我每看一书就写一篇读后的内容大要。开头也没有太注意,后来慢慢就稿子堆得越来越多,就觉得这些东西自己看过了,将来别人是不是还去看这个书,有没有人这么花心思去看,所以我就继续把这些做下去。我读过这个年谱,都是亲自检验的资料,一方面给后人学习,作为索引,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积累。这个稿子也遭受厄运,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烧。后来我又把它补齐了。所以,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了。有人在就有脑子,有脑子就可以恢复。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稿子也丢了,后来靠记忆又重新写了出来。

  来新夏:重新写书这事在知识分子里面不少。除了把这个人消灭,不消灭他人,还有脑子,还有记忆,还可以恢复。当然恢复期间是含泪的,是痛苦的。

  “不做奉命文学”

  时代周报:目录学是很古老的学科,现代人反而比较陌生?

  来新夏:我在上大学时研究过,跟余嘉锡先生读过两年。解放初期这种东西属于“封资修”,这些课程都没有了,那时候不讲方法,不讲手段,不讲要素,等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课程又开放了。我在历史系讲了三遍,但是后来我调去当官了,就停了,到现在历史系开不出这个课来。

  时代周报:你的著作那么多,觉得自己的学问重点在哪几方面?

  来新夏:在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知道得比较多一点,但是不敢说学问如何。我只承认是一个读书人。我读什么书都可以。我认为读书是不要分主流和非主流,也不要分领域,有书就可以读,读任何书都可以有收获。

  时代周报:你沉浸于历史的研究中,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会不会有更深透的看法?

  来新夏:也没什么更深透的看法,我认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司马迁早就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概括了学习历史的全部。究天人之际,你要去研究明白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通古今之变,你要知道历史发展的渊源,成一家之言可以形成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我是主张中的,既不左也不右。我主张中庸的,换句老百姓的话,我喜欢喝温吞水,太热水烫,太凉水冰,不凉不热温温吞吞,我的人生也是温吞水的人生,我不希望太张扬。但是我也不希望无所作为,所以这是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在公众场合不常出面,我不希望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但是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认真读书的人,能知道很多,知识广博,我对自己要求是勤奋,因为我认为我不是天才,必须以勤奋来补拙。我认为我的人生要有韧性,能屈能伸。不是一往直前,是能屈能伸,善于保护。我对学问是主张博,但是要求有各个专业方面的精,博而后精。所以,知足常乐,怡然自得,很悠闲。比如别人求我写的东西,我可以有选择,我愿意写就写,不愿意写就不写。我不做奉命文学。天津市要我写有关天津环境改造的一篇文章,我说:我写不了,我不会写。这种颂圣的文学就不会做。

  以我的文字、能力、水平,如果“文革”中没有被打倒,“四人帮”选一批文人当螺丝钉,去梁效,也有这个可能。我们同行有很多人去,冯友兰比我们大,资格比我们老,他去了。他敢不去吗?打着红旗来的,“毛主席说让你去”。现在就怪冯友兰、周一良。我好几个同学也到梁效去了。所以,把世事看得淡泊一点,把许多事情看得恬淡一些,心自然就静了,对名利什么东西都放得下。普通人叫作淡定。

  时代周报:非常可惜,很多人美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来新夏:我正好是40岁到60岁之间,40岁刚出头就被控制了,一直到59岁起用,所以我有一句话:人到退休之年,我方起用之时。当时就任命我很多任务:图书馆长、出版社长、系主任、校委员,弄得好像辉煌一时,其实都是过眼烟云。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就是那句话:证明一下我还是有作为的。因为我是南开大学有争议的人物。

  时代周报:为什么有争议呢?

  来新夏:大家认为我有点狂傲吧,但是业务上又不好否定,有人又嫉妒,又恨我出头,所以排挤。我教课非常好,因为我口才比较好,比较流利,并且给人家认认真真教书,给别人一些真材实料吧,所以学生也很仰慕我。

  时代周报:你有20年光阴在运动里,怎么熬过来?

  来新夏:就熬嘛。我还下乡四年,当农民4年,1970年到1974年。我的古典目录学就在农村学的。反正现在也养成了遇事不惊的性格。来事了,惊又怎么着,反正也来了。我们当时就是:不对抗,不自杀。不对抗,免得吃眼前亏,打你一顿,骂你一顿,把你关起来,或者扣上什么帽子,不自杀,等着总有一天会昭示天下。这实际上是阿Q,自我安慰,自己宽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没打成右派,原因就是我从历史上看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是责怪自己,让大家帮助骂自己、提意见的。即使罪己诏也是挽救皇帝的危机,在初胜的时候没有罪己诏,没有哪个新君上来以后下一个罪状。只有到了末年就说:天下事都是我错了,道歉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是自己烂掉,而不是别人,别人推一把是助力,国共战争是国民党内部自己瓦解,自个儿腐烂了,然后推倒就如泥一般了。堡垒是从内部轰破的。

  时代周报:你在“反右”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明白?

  来新夏:曾经想让我上钩,让我参加各种座谈会,我听听,笑笑。

  “如果能活到100岁,我也还在写”

  时代周报:你快60岁的时候学校希望你出来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机缘?

  来新夏:这是笑谈,人们都该退休了,我才出来驰骋。那时候认为我还可以做点事,但总的趋势是我不容于某些权贵。人家在系里头排挤我,总觉得我在业务上比较强,因此武大郎开店。所以,他们问:你为什么能当领导?我说:我不是爬上去的。我主持学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各建大楼一幢,清理积弊,过去有好多图书馆买了几十年的书,好些书有十几年都没有编目的。我就调动人马,限定多少天把这些给我清理清楚,我对部下的部署就是:少有所学,中有所为,老有所安。所以,至今单位每年都要来看看我,我没有拿过分外钱,我只拿最低的基本工资,还算清廉。

  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图书馆建设发展比较快?

  来新夏:原来什么人有问题了,有什么毛病,不能教书,去图书馆吧。近三十年不是,确实改变了。1980年以后,图书馆声望在国人的心目当中也逐渐起来了,现在图书馆请人都是硕士。现在经费比较充足,也都是高科技的管理了。

  时代周报:你当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认为现在的出版行业有什么变化?

  来新夏:我们主张小有利,不要搞成暴利。对书,我认为是搞常销书,不要搞畅销书。出版社唯利是图是一个弊病,出版社应该办成学术性机构,而不应该办成商业性机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出版社利益心太重,无论那本书学术性多强、价值多高,如果不赚钱绝不接受,对作者是不公的。掌管出版社的人如果不是学者,必定糟糕。因为给编辑规定了指标,有指标,编辑就有对付的办法,有些编辑甚至让作者去校订。

  时代周报:你说读书是乐事也是苦差事,编书也是吗?

  来新夏:看怎么编。让编辑从根做起,不要飘在上面。编辑最大的成就是能从很多书稿中发现新人。巴金他们做编辑的时候,很多作家从他们手下出来,他们看得出苗头来,咱们现在编辑不是。

  时代周报:80岁以后还是不断地写作?

  来新夏:对,我有一本书叫《80后》,是80岁以后写的文章集在一起。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也还在写,只能说量少一点,不能说不写,现在我写文章慢多了,三五天一篇,过去两天就可以写一篇,只好随它了。我现在是放宽了心,什么事不要在意。你们在职场,常常会为一些不必要的事缠扰,计较这些细微末节,徒劳精神。

  时代周报:近年还有专门研究的题目吗?

  来新夏:没有,我过了90岁以后就不开新的事了。有时候拿旧的包好的东西,打开看看有什么旧稿没完,把它补充完整就算了。自己生前把事都办了,别给后人留事。所以,我把书都处理了,把该写的东西写了,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一个人在自己的时代,把该做的事做了,做了不该做的事就道歉,就算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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