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报评论员 陈伟
在3月初的“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各类热点话题逐渐在酝酿，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老问题又将接踵而至成为议论的中心，本报也会在随后的报道中再度聚焦。而我们认为，就紧迫性而言，近期达至高潮的“国进民退”现象似乎更应成为“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国退民进”现象伴随改革开放而生，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使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迅猛。然而，政府与市场的交织博弈却从来没有断绝，2004年以后，民营经济发展无端停滞起来，“国进民退”进而成为主流。全球经济危机又给国有企业的扩张提供了绝好的借口，各地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国有企业对民营资本全面侵蚀把“国进民退”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由于政府掌握了对信贷资源的分配权以及可以提供直接补贴或税收激励，可以自由选择“赢家”，作为各级政府“亲生儿子”的国有企业在最近的两年中发展势头迅猛，此消彼长，民营资本的发展势头渐被遏制，腾挪的空间日益见小。
追根溯源，此轮“国进民退”来势凶猛早有迹可循。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浩荡前行，但政府职能的定位和改革却始终迟缓。政府行为的边界和约束迟迟难以厘清，以至于多级政府的行为颇具企业行为的特征，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已成常态。进而在各种经济博弈中，民营资本始终难以对抗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强势地位，民间资本的效能也始终难以释放。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但是，具体到实践，国有企业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最近被中央严加调控的地方融资平台又在其中推波助澜，各种经济资源再次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导致“国进民退”愈演愈烈。
无可否认，在中国的此轮经济复苏中，国有资本或者是国有企业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其行动之快速、力度之强悍为各国罕见。但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历史上各国每一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都是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生，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国进民退”都只作为一种权益之计而不能成为长期的制度安排。
我们的担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正在深化、一些改革坚冰正逐步融化之际，“国进民退”的现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而这种倒退却很可能逐渐被固化为国企未来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目前，在“做大央企”的基本思路下，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垄断带来的高利润不仅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国企凭借垄断获益的冲动。更为不利的征兆则是，国有企业近期正从垄断领域逐步跨界进军一般的竞争性行业，“央企凶猛”的新闻标题时常见诸于各类媒体就是此类行动的一个绝好概括。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民营资本多年来发展缓慢，其实业投资环境愈发恶劣，税收、信贷、市场准入门槛日益严苛。从本报近来接触的民营企业界的反馈来看，许多企业家已经放慢了实业投资的步伐，更多地倾向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运作，其企业行为和央企同质化明显，整个阶层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微妙而消极的变化。
由是，我们认为，在大范围的“国进民退”已悄然成现实的今天，继续坚定地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最紧迫之处，其中给国有企业划界，对国有资本的扩张应给予限制是急中之急。当前，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必须进行重大的经营调整，必须分开竞争性经营业务与非竞争性经营业务，不能再是身跨两大不同领域经营的企业。唯有如此，曾经被各界寄予厚望的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才能得到延续和贯彻，而良好的政策预期也将使中国的民营企业界重新焕发惊人的创造力。
时值“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冀望决策层能清晰辨析中国企业发展之最优路径，及时作出战略性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