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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里说着“民工荒”的人天生就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所谓忧国忧民的情绪，或者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定期不定期出现在历史黄历上的社会现象做一番社会学的研究和政治学的辩解，当然也有涉足心理学的奇谈怪论，多了些学术探讨的话题而已。
多少年前还在读书的年纪，文学读物上就连篇累牍的出现一些诸如“南下的火车”、“北燕南飞”、“南方的天空”等时髦的短语，有家境贫寒弃学南下的，有学业不精忍痛南下的，有人云亦云跟风南下的，还有些纯粹是崇拜第一批下海创业者而毅然南下的，总之，今天，大中国浩浩荡荡的劳动力大军依然过往在南北奔跑的列车上，家只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休息站——也许休息站都难以谈得上，因为停留的时间太短暂——春运的头尾，像是一根线，一头接着父老，一头接着前程。
这很难说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前程。从一位民工兄弟口里听到类似的词汇的时候，心里莫名的激动和辛酸。2010年春节过后从一些媒体里弥漫出来的用工紧张的情绪感染着珠三角，一边是金融危机洗劫过后制造业渐次复苏加上农历年后工厂复工的强烈需求，看着民工掮客像划拨工具一般为用工单位分配工人的场景，那一幅幅期待的神情，反复印证着制造大国新兴崛起的力量；一边是80后、90后新生代的民工衣着时尚，游走在招聘会的各个摊位，谈着报酬和福利，不时还有令前辈瞠目结舌的“过分”的要求，譬如休息啊、娱乐啊、奖金啊，更有甚者，希望通过十几年的打拼可以受到东家的青睐，能够分配一套住房，在工作的地方安家。
这也是他们对前程的预期吧。工厂的厂主们抱怨起这个年头干苦力活的人“刁钻”了，不温顺了，不如第一代的民工老实了，需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和他们周旋，还要千方百计迎合他们的趣味，不能超时超负荷加班啊，不能有太苛刻的处罚措施啊，不能克扣薪金啊之类，这在以前却是很平常的事情。从侧面说，法律法规的健全确实给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维权动力和保障，有了一定文化素质的年轻一代是带着梦想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的，他们虽然不具备高等教育学历背景，但是一样的有了新生代所具备的追求，他们需要劳动的尊严——他们不是机械的劳动工具；他们需要自己的娱乐生活——上网、卡拉OK、酒吧，这些都慢慢的走进他们的生活，也许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生活成本，但是这也逐渐的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需要的是区别于千里之外祖辈父辈们的生活方式，另外的一种精彩，尽管要为之付出很多；他们还有移民定居的梦想，这也不是天方夜谭，在他们崇拜的偶像里，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值得他们借鉴。
虽然我们极力在张扬从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的转变——华丽转身，也有很多的老板们在抱怨之余开始了全新的思索，或者转移他们的生产基地，或者淘汰这种原始的产能，采用先进的机械流水线作业，从而减少对工人的依赖。可这说起来也不是件易事，生产受制于消费，订单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盲目的扩大生产只会带来更大的远远大于劳动力不足的风险。积累了十几二十年的民工问题渐次暴露了出来，觉醒和崛起的新一代戳破了无限制使用、“榨取”工人血汗的魅力肥皂泡，挺直了腰板叫板工厂主，获取劳动报酬的同时，需要得到社会认同，得到对劳动者的人格尊重——这在现在文明社会里听起来是多么耐人寻味的话语！让人想起卓别林的电影，让人想起夏衍的文章，还能想起马克思的著作。
值得深思的，还有一些人想当然的认为要解决“民工荒”，必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实现从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代表的粗放型济向以高科技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再依赖于民工。这倒是个很有趣的高素质的自问自答。中央连续多年“一号文件”关注“三农”，可见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工业的发展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也许第三产业的繁荣兴旺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城镇化的压力。不容小觑的一个现象是，留存农村的-爱华网-大量人口的生活和生产状态，很多年前就有人在类似《半月谈》的刊物上撰文反应农村留守人口的现状，我们在过多关注GDP增长以及大农业丰收、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忽略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根本原因，忽略了对非社会化大生产作业的小型农村经济体的“造血”。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人歌功颂德，没有哪个国家农民拿着政府补贴种粮——这样的故事编出来咋也没有人审核，有多少人计算过一个农村劳动力呆在农村的生活成本与创造产值的差额？曾经有位中央机关的干部语重心长的说，自己在老家的父亲一年劳作，丰收年成，每天的收入平均下来只有几毛钱！听起来似乎荒唐，而事实的确如此，也难怪如许多的新生代农民不愿留守而为“民工”外出闯荡，哪怕一个月也就一千多块的收入，刨掉生活成本所剩无几。
为民工兄弟鼓起勇气与工厂主讨价还价叫好，也为他们“南来北往”的奔波而心酸。期待，“民工”只是个流行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