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雪珥
大清国的稳定压倒一切，大英帝国应当不遗余力地帮助大清国进行全面改革，乃至帮助大清政府平息任何动乱。维持中国稳定、推进中欧贸易符合英国的最大利益，英国的对华政策必须是“忠诚、坦率及友好的”；英国如果不能支持大清国的改革，那无异于自杀。
这样的论调，并非出自于某位“大清人民的朋友”之口，却恰恰出自英国著名的鹰派、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这位曾经叫嚣鞭打中国龙的强硬主义者，却在1863年7月6日，以首相身份向英国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鲜明地提出要扶持中国。 究竟是什么，令一只咄咄逼人的恶鹰，变成了一只温顺友好的鸽子呢？ 一切都源自恭亲王奕那务实的外交政策。大清国的大订单
再颟顸、再腐败的政权，到了生死存亡而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多少都会变得与时俱进起来。1862年初，随着太平军相继攻陷东南财赋重地宁波、杭州等地，兵锋直指上海，大清国的领导核心真切地感受到了没顶的压力。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不久前还在刀兵相向的英法等列强，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在关键时候挽救东南、挽救大清。拖延已久的舰队采购计划，被迅速地摆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上一年（1861年），大清国的洋干部、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就向恭亲王建议，可以从英国购买几十艘舰艇组建新式海军，这将大大加强前线官军对太平军的军事优势。这项建议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Wright-Bruce）的大力支持。赫德建议说，此费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鸦片征收货物税来筹措。 卜鲁斯是英国第一位常任驻华公使，他的哥哥正是著名的额尔金勋爵（James Bruce，额尔金Earl of Elgin其实是爵号），恭亲王的第一位洋对手（参阅本专栏过往各篇）。 赫德和卜鲁斯的计划，立即受到恭亲王的赏识。在他的盘算中，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事：既可以打击“长毛”，又可以“笼络”列强。他向当时重病中的咸丰皇帝写了报告，咸丰皇帝也很是兴奋，立即批转曾国藩、官文、胡林翼等前线将帅，征求意见。虽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基本支持，但赫德开出来的预算，高达150多万两白银，这令囊中羞涩、两袖“清”风的大清中央很是为难，只好不断折冲，压低预算。直到太平军饮马西子湖，此时赫德的预算也调整到了80万两，恭亲王便不再犹豫，指示赫德，授权正在英国老家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赫德此时还是代理他的职务）采购这些军舰。 这是一张庞大的订单，中国人的购买能力令英国朝野大为兴奋：6艘炮艇和3艘快艇，外带全套的人马，每艘炮艇配备舰长1人、军官2人、轮机手2人、炮手2人、水兵10人；每艘快艇则配备舰长1人、军官1人、轮机手3人、炮手4人、水兵30人。这不仅能大大拉动英国军火行业的GDP，而且英军官兵到大英帝国之外再就业，将大大加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这是大清国第一次国际大采购，也是恭亲王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拍板决定的最大一笔财政支出。吊诡的是，这样一桩动作极猛的改革举措，却出乎意料地没有遭到来自保守派的反对，没有喝彩，也没有反对，万马齐喑，在来势凶猛的太平天国面前，卫道士们终于学会了什么是顾全大局。 这是大清国在引进技术和人才方面的重大尝试，这样一支完全采购自“洋鬼子”的舰队，加入到“国有资产”的行列后，无疑将令大清中央更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主要是国内敌对势力的挑战。此时，清政府另一个“引进-消化-吸收”的项目“洋枪队”（后更名为“常胜军”Ever Victorious Army），正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发挥巨大作用。
大清国的集权体制，在这种关键时刻体现了高效的制度优越性。中央迅速拍板，赫德立即（1862年2月24日）急电英国，通知李泰国，北京已经命令两广总督劳崇光为舰队支付第一期款项。 此时，李泰国已经与英国海军上校、著名的北极探险家阿斯本（Sherard Osborn）进行了接触，邀请阿斯本出任拟议中的舰队司令。采购开始紧张地进行，但此时，英国议会却开始杯葛这一受到政府支持的军火外援项目。
英国议会大辩论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及运动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还是炮舰政策，对清政府以打压为主。但中国内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令英国在华最为重要的商业利益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这才看清了清政府在稳定中国局势方面的关键作用，遂开始调整政策，转而扶持清政府，同时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加紧渗透，力图将中国政权“英国化”，这成为英国政界有远见者们的共识。
这些人与目光短浅的传统炮舰政策的支持者、以及出于宗教或政治理想等各种原因而亲太平天国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阿斯本为中国“打工”的申请，令英国内部就中国政策的分歧公开化和表面化。1862年7月25日，英国下院会议辩论中，议员海亚（Sir J. HAY）提出，阿斯本作为英国军官，究竟是否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叛乱方”或者“那个腐朽的王朝”？一旦处理不慎，这就完全可能将英国拖入一场预料之外的中国内战冲突之中。 议员塞克斯上校（Colonel SYKE）指出，英法军队协助中国官军“解放”宁波后，“解放者”们对这座城市造成的破坏远甚过太平军。当时在华的一些英文报纸对此也有报道：“（官军）于数小时内所破坏的较之叛军占领宁波的五个月内破坏的要多得多”（《中国邮报》）；“再没有比联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取宁波的行动更荒谬、更无理、更不义的了。我们应该公正地把英国皇家兵舰丢乐德舰长的永垂不朽的可耻行为载于史册”（《香港日报》）。一年多后的《泰晤士报》（1863年7月17日）也承认，毫无军纪的联军和中国官方雇佣的洋枪队在宁波进行了大规模破坏，遭到西方商人和中国官方的一致抱怨，不得不安排他们撤离。 塞克斯上校说，在上海，没有任何西方人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相反，太平军总在不断寻求与西方人的友谊，然而西方人却主动协助官军参战，“我们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就是狼对待羊的态度，不管羊是在河的上游还是下游喝水，结局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欧洲雇佣军要从太平军手中“解放”嘉定，实际上就是抢劫“抢劫者”，“黑吃黑”而已。上海其实并不存在危险，“黄浦江平静得就如泰晤士河一样”。他质疑道：“这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驻扎当地的英国官员是否了解情况？是否已向议会报告？” 塞克斯上校是英国少数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的议员。他曾经质疑英国外交系统，为什么没有将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上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报道送交伦敦，这极大地误导了欧洲舆论。他认为卜鲁斯等人称太平军为土匪“显然是在有意颠倒黑白”，他在报端撰文道：“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么，当荷兰人民起来挣脱西班牙的枷锁时他们都是土匪；我们自己的英联邦也是由土匪建立的；当美洲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手中争得独立时他们也是土匪；美国的南方同盟在抵抗北方联盟时也是土匪!如果夏福礼领事（英国驻宁波领事）更好地温习一下历史，他就不敢贸然断言。” 议员维特布莱德（Whitbread）则要求议院明确，如果英国军官们为中国政府服务，其服务年限不可视为在英国海军的服务年限；在中国所获得的薪水、晋升等，也与英国政府无关，不被皇家海军所承认；而如果在中国受伤或阵亡，也不可能享受英国的任何抚恤。这等同于要求他们“留职停薪”。 这样的争论，虽然最终是“亲华”的一方获胜，但在阿斯本舰队的整个筹建过程中，反对的声音还是时有所闻。为了得到议会的支持，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亲自出马，向议会发表长篇演说，为阿斯本舰队辩护，提出了亲华政策。 作为一名鹰派，巴麦尊不仅因主导两次鸦片战争而闻名，也在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发动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支持美国内战时的南军等大事件中，表现活跃。在演说中，他对一些议员质疑阿斯本舰队清剿“海盗”的使命大为恼火，他嘲讽他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丝毫没有认识到，只有阿斯本舰队才能将中国海流域的“土匪”彻底扫清，确保中欧之间贸易的畅通。 他提出，俄国和法国对中国觊觎已久，英国应该大力帮助中国整顿财经体系、建立强大的陆海军，以抵御可能的侵略。只有英国力量的存在，才能令俄法不敢轻举妄动。这几乎与恭亲王所分析的基本一致：列强之间即使“同床”，也必然无法“共梦”，中国大可从中获得宝贵的支持，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大有裨益的。 巴麦尊的演讲，高屋建瓴，厘清了大英帝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模糊认识，据《泰晤士报》报道说，在巴麦尊演说结束时，激动的议员们起立并长时间欢呼。一个多月后，维多利亚女王批准阿斯本舰队计划，英国枢密院随即正式发布敕令，批准这一行动。 恭亲王在合适的时机打出了一张合适的牌，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将一个攻入自己首都的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变成了同志加兄弟，从此，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大清国获得了30年宝贵的国际和平时间，得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史称“洋务运动”及“同光中兴”……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