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一家坐落在某小区内的社区诊所，由于这片区域常住人口较多，周边也没有医院，所以这家小小的诊所反倒成了方圆两公里内最便捷的医疗机构。
记者一走进诊所，欧阳大夫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今天差点给你演绎了一场现场版的医患纠纷。”原来，就在记者进门之前，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性患者因扁桃体化脓前来就诊。欧阳大夫在询问完既往药物使用情况后，决定注射抗生素。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患者在注射抗生素2分钟后，忽然晕厥。在进行了紧张的救治后，欧阳大夫才由苏醒的患者口中得知，其患有严重的肾功能衰竭，不适合使用任何抗生素。 “幸好??老太太没事，不然我就麻烦了。在输液之前，老太太一点都没说她有肾衰的事。她连个家属都没跟来，这要出事了，我根本就说不清楚。还好，还好，天不绝我！”欧阳大夫说起来依然是一身冷汗。 欧阳的运气算是很好了，在事发后的第二天，这名患者已恢复正常，并能从事简单的家务劳动了。欧阳至此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然而，某正规医院的临床医生表示，“这关算是过了，但欧阳还是有责任的，在对患者用药之前，至少应该看看患者之前的病例，太不会保护自己了。这要真出了人命，他一个私人诊所，可就麻烦大了。” “保护自己”，这个看似普通的词如今戏剧性地成为临床医疗工作者最为重要的潜规则和口头禅。“医生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是我自己疏忽了，你看过最近电视上热播的由吴秀波、张嘉译、海清、韩雨芹演的《心术》吧，那不是电视剧，那就是我们医生现实生活的一角，但现实远比电视上演得要残酷。做这行就是这样，太难！”欧阳心有余悸地说。 《心术》，这部被誉为中国首部反映医患关系的大剧，将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医患纠纷的孰是孰非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在各大卫视热播之后，街头巷尾一片喧嚣，医生说医生的难处，患者说患者的伤痛，说者愤慨，听者附和，俨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医患之结 今年5月7日，8个月大的小男孩张淼鑫在甘肃省中医院住院期间因输液中突然发生青霉素过敏反应而意外死亡。患儿家属悲痛欲绝的同时，认为患儿的死是由于当班医生不重视，以及医院缺乏抢救设备所致。5月9日，甘肃省中医院大门口被三十多名“患者家属”围堵，并用条幅、照片、大字报围堵医院大门，其中不乏撕扯谩骂医护人员的现象。最终，大量患者因无法正常就医而被迫退号。 路人胡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事情很难说谁更得人心。医院治死人家的娃娃肯定是不对的。据说家长看见娃不对劲就去叫大夫，大夫又是打水又是弄胶布，死活叫不动，这才给耽误了。但家属这样围堵医院让我们没办法看病难道就对吗？至少我觉得还应该有更文明的处理方法。我觉得医生和患者现在就像打了个死结，很难解开，也很难说清楚谁是谁非，我个人当然很憎恶那些不负责任和索要红包的医生，但那些拿刀砍人的患者家属也不见得有多正义，医生也是人，这不是以暴制暴吗？我觉得，还是医生和患者之间起码的信任缺失了。” 毫无疑问，医患之间缺少了“信任”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某媒体近日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患者在就医时对医生半信半疑，另外20%的患者认为“不相信，但有病没办法”；而同时，96%的医生感觉到病人不太信任自己。超过80%的患者认为医患关系“有点紧张”、“很紧张”；有40%的医生认为当前的医患关系“有点紧张”，57%的医生认为“很紧张”。 然而，医患关系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紧张，有临床大夫表示，“医患开始紧张，我认为是2005年女患者踢伤大夫那件事开始的。” 2005年11月8日深夜急诊室，一名年轻女子在上海市东北某大型医院看病时，因医生处理前一个病人“耽误”给她看病半分钟，她竟猛踢男医生下身致其受伤。 “就是那件事，让我忽然意识到，医生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某肿瘤医院的大夫表示，“10年前，我有个癌症晚期的患者才19岁，父母离异没人在身边，我当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住院医生，但我还是做担保向医院打欠条，先救人。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但这个孩子的医药费就担保了两万多。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想着救人，可惜这个孩子还是没有留住。如果是现在，孩子死了，我应该恐慌，应该担心怎么向孩子的家长交代，他们会不会砍了我。可当时，我没有任何担忧，因为我认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事实也是如此，孩子的父母不仅还了钱，还给我们医院、我个人送了锦旗花篮。锦旗花篮代表的是它背后的信任与认可。” 该大夫一脸无奈地叹息，“如果现在再让我遇到当年的事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谁也说不好，钱花了，孩子没救活，父母还不在身边，这样的结果我不敢想象。我也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少。” 对此，有受访者表示，“这怎么能怪我们患者？是医生自己把自己的路走死了。生病了本来就很痛苦，可大夫护士都爱答不理的，先不用说收受红包、拿提成的事，就这几年媒体报道的那么多医疗事故就够让人心寒的，那是多少条命啊！就这样，我们还能信任医生吗？‘白衣天使’早就不存在了。” 一方面，是患者和医者彼此抱怨，一方面，又是没办法脱离联系的彼此。患者和医者，彼此需要，又彼此抱怨，这个结似乎越来越不好解。 患者之痛 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信息更加透明，也让医疗事故在最短的时间内曝光于公众面前，这不仅监督了医者，也提醒了患者——原来“白衣天使”也有这样的一面。 2009年江苏省10岁男孩夏鑫，因肚子疼被家长送到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第三天，夏鑫病情严重被送至泰兴市人民医院，当晚7时夏鑫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近日有关方面的调查终于有了结果：夏鑫死亡属一级甲等医疗事故，院方确有“误诊”，而且当时给夏鑫做B超的“医生”属于无证上岗。 今年4月，延安市宝塔区医院对一位患者的血型检验出错，导致800毫升AB型血浆输进本属B型血的患者体内，患者出院3天后死亡。 ?? “媒体上报道的医疗事故毕竟是凤毛麟角。我父亲因冠心病去陕西某大医院去做手术，还没有上手术台，就因药物过敏去世了，典型的医疗事故。我自己也是一名医疗工作者，因为理解，所以选择接受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但大部分患者是不能理解的，也是不该理解的。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职业，一个小小的疏忽换来的是一个家庭的悲痛。作为医者，至少应该尊重生命。”甘肃某县医院护士许小姐说。 患者毛先生曾因气胸在北京某部队医院进行胸膜穿刺，他回忆，“那个做穿刺的大夫比我还紧张，手都抖了，针也拿不稳，一看就是个实习生。周围围着好几个，都是看热闹的实习生，正牌大夫一个都没在，这也太不尊重人了。不过，咱咋说都没证据，又不是啥大病，就只能忍了。” 在医患关系方面，患者是有病痛的一方，半夜起床挂号排队就诊，折腾了多半天，换来大夫两分钟不冷不热的眷顾，或者明明挂了主任医生的号，却被一帮实习生包围并观摩，甚至做手术都是实习医生操刀。任何医生都要从实习生开始成长，制度本身没有错，但如果越俎代庖，就有违尊重生命的原则了。事实上，很多病人都遭遇过这样的“待遇”。 王小姐是在北京某医院生的孩子，她说，“我给大夫塞了红包，最后接生的还是实习生，大夫就在旁边看着指导，不过大人孩子都在人手里，也就只能忍了。” 然而，不仅仅是医生、护士、实习生的问题在伤害着患者，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护工都可能在扼杀着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北京的张小姐2011年初顺产的女儿因宫内感染而导致脑膜炎转入某部队儿童医院。按照医院规定，家长不能陪同，新生儿的一切事物均由护工负责，“我每天去看孩子，每天给不同的护工塞红包，他们那里的护工很多，我塞了一个又一个，结果孩子出院的时候，还是屁股整个都糜烂出血了，因为他们嫌麻烦，换尿不湿少给泡的。孩子也出奇地乖，不哭不闹，典型是被人收拾的。”提起这段往事，张小姐忍不住落泪，“而且咱还不能找人麻烦，因为孩子还要复查，如果要再住院，不还得落人家手里？医者父母心，我不知道我们这些‘父母心’都上哪里去了，我不相信，他们家的孩子他们也这样对待？” 患者对医生的纠结情绪显而易见，一方面抱怨甚至仇恨，一方面又离不开，正是这样繁复的情感，使“医生”这个词成为患者挠不得又碰不得的痒。 医者之殇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来，有关医患关系极端对立的新闻集中呈现。据卫生部统计，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7,243起，比五年前多了近7,000起。 近日，陕西榆林横山县百信医院患者胃穿孔死亡，院长被迫带领全院四十余名医护人员下跪磕头悼念死者，医生称死者家在当地势力很大。
4月28日，湖南省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市结核病医院）发生一起刺医血案，凶手在医生办公室杀害一名女医师后逃逸。 3月23日下午，18岁青年李梦南用水果刀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名医生捅伤，其中实习医生王浩因伤势严重，不幸死亡。 4月13日上午，北大人民医院邢志敏医师刚为患者做完两个小时手术后，来到耳鼻喉科门诊出诊。这时，一个戴口罩的男子直刺她右侧颈动脉后慌忙逃跑。 4月13日晚7时，在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内科诊室，一名用帽子、口罩遮挡住面部的男子突然闯入将正在为患者诊治的赵立众副主任医师刺伤。 ?? 5月8日，河南省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张娟因不堪忍受医患纠纷的压力，在家中服下400粒毒性甚大的强心药“地高辛”自杀。医患矛盾再次成为公众的焦点。 有位女性患者对记者说：“我女儿的男朋友是个外科大夫，这都僵好几年了我都不让他们结婚，我死都不会同意的。大夫有啥好？挣的不多，工作还忙，天天加班，根本不顾家，最主要是外科大夫多危险啊，说不好就会出点官司，或被人砍了。” “医生是一个很残酷的职业，你一旦选择了，就必须让家庭、休息时间、自己的健康、天伦之乐靠边站。我虽然不后悔选择了这个职业，但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继续走这条路，不仅收入不高，还要搭上自己的全部。别人都觉得医生收入很高，实际上我的收入也就四五千，可我已经工作十年了，同龄人有几个比我工资低的？也就是我喜欢这份工作，不然我早去做医药代表了。”某社区医院的王大夫表示。 “我们应该给医生最起码的理解。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去儿研所看病，我也同大家一样，需要等好几个小时挂号排队，最后大夫不到两分钟就把你打发了。我有怨言吗？当然也有，但我能理解。我在我们医院的记录是一天看了60个病人，这个记录好几年都没破了，但这些大医院的大夫他们一天要看一百多个，别说喝水，就是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回家嗓子都冒烟了。我带孩子上医院之前，因为我是医生，我会把需要问的问题都想好，到了医生跟前，用最短的时间问清楚。但绝大部分患者家属都没有医疗常识，要跟他们说清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电视剧《心术》上演的，大夫给病人说情况，永远都是一次就说清楚了，其实这根本就不现实，事实是永远不可能一次说清楚。你要一次一次地说，说不明白，他们就觉得你态度不好，应付他们。更不用说那些要求大夫给开什么药的患者，当然不能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给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但我也希望，患者能给医生一个最基本的理解。”王大夫呼吁。 有网友表示，“我们尚在学校的时候就被导师告知，工作后要注意保护自己。相对来说，无理取闹的患者毕竟比较少，但心怀不满者我相信绝对不少，只是没表现出来罢了。卫生部统计我国年就诊人次65亿，假如这中间1,000个人有一个也就是0.1%的人次闹事，那么每年就有650万人闹事，也就是平均每个医生每年都会碰到一个。” “之所以到今天这种地步，我觉得媒体起到了一个很不好的作用。大多数媒体工作者并不了解医学和医疗机构的机制，他们就某件事进行采访后，经常会一知半解地断章取义，写出来的东西就和事实截然相反。这样就会伤害医院，伤害医生，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医生越来越少，大夫越来越不愿意站在媒体面前。而媒体采访不到大夫，就只能去采访那么带着抱怨的患者及家属，这样，也只能会离真相越来越远。《心术》的播出或多或少给医生叫了点冤屈，不过这离现实还是很远的。”某主任医师如是说。 另一方面，媒体工作者刘小姐表示，“我对医生一点好印象都没有。他们说他们有冤屈，那为什么不站出来说一说？我们并不是没给他们机会，可他们总是能躲就躲，写完了又说我们不按事实写。” 对此，某医院的医保办主任表示，“这是机制问题。在十多年之前，医疗工作者和医院并不反对站在媒体面前，但被伤害过几次之后，大家都小心了。医院的机制比较特殊，做管理的基本都是从临床医生成长起来的。他们也许在专业上很强，但在管理上可以说是门外汉，再加上中国医疗机构的运作机制，他们并没有将医院当作一个企业来管理，处理医患关系上也就欠缺些处事的圆润。其实，我认为，医院应该和企业一样，管理者应该是学管理的，同时应该有个专门针对媒体的部门，就相当于外企的公关部，有媒体来采访时，由公关部进行统一运作安排，还原一个真相给读者。可惜我们离这样的变革还有一段距离。” 其实，医患纠纷问题，国外也是层出不穷，美国每年死于医疗事故者在人数上超过死于交通事故者，而历届政府虽做了努力，但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不过各国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如俄罗斯就果断地将“调解”晾在一边，而采取“法律优先”；美国则采取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 而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1,358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地市级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面达到73.8%。2011年1月到10月期间，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共调处医疗纠纷14,976起。其中，调处成功12,218起，调处成功率为81.6%，调解满意度在95%以上。 但有医生表示，“医患关系之所以闹到这种地步，并不是医生或患者单方面的问题，医生与患者并非一定要站在天平的两端。这和我们的医疗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医药一直没办法真正分离，政府不给医院财政拨款，医院就通过药品来挣取利润，而这正是患者所不能接受的地方。医院应该是国家的福利部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医者父母心’，没有利益的驱使，才能真正要求医生的‘仁心仁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