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科学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在管理科学的天空,可谓群星璀璨。从温斯洛?泰罗的科学管理,保罗?高尔文的人本管理,到爱德华?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彼得?杜拉克的目标管理>,再到阿尔文?托夫勒的虚拟管理,查尔斯?汉迪的全球化管理,无不是智慧的结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世界级的管理大师为我们的企业管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广借“外脑”,为我所用,通过广泛吸收和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成果,使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和文化建设达到以下4个目标:
1、管理制度的科学性。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和詹姆斯?穆尼的“组织效率至上”原则,都强调了提高效率对企业的重要性。笔者亦认为,衡量一种管理制度是否科学,应该以它能否提高企业效率为标准。为此,国有企业应该本着效率至上原则,切实搞好企业管理制度创新。首先,在体制创新上,一是围绕“增值”抓产权管理,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建立起规范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围绕“增智”抓决策管理,通过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规范科学的决策体系和运行机制;三是围绕“增效”抓劳动人事管理,通过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兴“三能”(人员能进出、干部能上下、收入能增减),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其次,在机制创新上,要通过大胆改革,在企业着力强化5项机制:一是激励机制。通过改革分配制度,真正体现工效挂钩和按资、按劳、按绩分配的原则,鼓励经营者持大股和实行年薪制,允许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解决管理者积极性、创造性不高的问题;二是约束机制。通过建立各个环节的严格责任制度,加强考核和督促检查,解决管理混乱、经营失策、监管失控等问题;三是竞争机制。通过实行竞聘上岗、优化组合和末位淘汰,解决管理僵化、缺乏生机与活力等问题;四是“四自”机制。通过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解决企业自主性和应变能力差的问题;五是动力机制。通过实施目标责任管理、技术创新、物质奖励和精神鼓舞等方式,解决企业持续发展的后劲问题。
2、管理制度的合理性。即管理制度不能脱离企业实际,否则,管理制度就成了“花瓶”和“空中楼阁”。管理制度要达到合理性,必须坚持3个原则:一是适时。管理制度要适合时代要求,具备时代特征;二是适地。管理制度要适合企业所在地区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三是适企。管理制度要适合企业实情,适合企业实施,适合企业发展。
3、企业文化的先进性。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文化;一流的文化,必然造就一流的企业。先进的企业文化可通过4条途径来形成:一是培育崇高的企业价值观。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企业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义利相融,回报国家与社会,以此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培育卓越的经营理念。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大胆开拓,与众不同;三是培育进取的企业精神(包括企业家精神)。树立奋斗不息的创业观,培养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营造蓬勃向上的企业氛围;四是培育牢固的企业凝聚力,通过实施人性化管理,在企业强化亲和力和向心力,增强员工自豪感和归属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4、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独特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招牌”和“名片”,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独特的企业文化源自于企业不拘一格的经营个性和独树一帜的管理风格。但独特的企业文化并非一味地标新立异,真正有个性的企业文化是对不同文化批判的吸收和合理的扬弃,是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管理理念的融合。如海尔集团将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和中国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海尔文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企业文化,也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烙印。这说明,企业文化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时代的新鲜空气,才能绽开出最美丽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