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闲暇经济现状 —对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魏翔 《中国新时代》：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今年新增国人闲暇状况调查的原因？ 魏翔：新增闲暇调查，主要是源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脉和方向，很多人和机构都开始关注休闲方面，因为根据国际经验，中国即将面临闲暇经济的问题。同时，通过国外的幸福感调查发现，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会从收入逐渐向闲暇转移，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增长，闲暇将会成为下一个发展阶段的焦点。另外，需要强调的是，闲暇不是富人的特权，闲暇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且普通人更应该利用闲暇，提高自己的效率。最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闲暇是一个人权问题，并且和未来能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关。
《中国新时代》：调查发现，受访者普遍闲暇时间较少，这是什么原因？ 魏翔：说到国人闲暇时间少，并不是持批判的态度，而是用一种描述、分析的态度。现阶段国民闲暇时间过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这是由经济阶段决定的，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阶段，即必须用时间来换收入，这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特点决定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我国希望通过推进创新来转变增长方式，但是从国际上，尤其是日韩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资金投入、金钱激励进行的创新，主要带来的是模仿式创新。但是原始创新必须保证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有足够的自由。实际上，欧洲通过福利改革、完善社保、促使经济成果和技术创新能被民众分享，保证人们有时间自由阅读和自由思考，这样容易激发出原始型创新。我们现在的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如果不能释放一定有效的闲暇，而完全靠投资和金钱来刺激的话，不出十年，我们很可能重陷日本曾经走过的创新老路。日本已经不玩了，我们继续玩。 《中国新时代》：闲暇同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关系？ 魏翔：从经验数据看，休闲时间和经济增长率大致呈反比。但是，劳动经济学的理论预测，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休闲时间和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同比增长。如果说国家需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的话，个人也需要提高增长质量，那就是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健康寿命。因此，休闲时间在这里成为沟通国家和个人的桥梁。 《中国新时代》：是否存在“收入门槛”？即对个人来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便可实现“闲钱兼得”？ 魏翔：这次数据对于“收入门槛”的公布是推测性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只能说，这个数据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统计学上的提示：随着收入的增加，大部分人的闲暇时间减少了，这是由于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阶段，要想提高收入，就要多工作。但是，年收入十万以上的群体中，有一些人随着收入增加，闲暇时间也在增加，中国出现了有闲、有钱阶层崛起的萌芽。 不论是国际情况还是国内情况，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种人可能是通过垄断、腐败和权钱交易，不用多少时间和工作量，就能换取很高收入，成为有闲有钱的人。还有一种人，工作效率高，人力资本高，也可能有闲有钱。这两类人，一类人要防范，一类人要倡导。虽然这次调查不足以对之加以甄别，但是给我们一个提示，中国出现了这样的萌芽，以后的调查要区分人群。 《中国新时代》：发达国家和中国相比，休闲状况如何？ 魏翔：国外的情况同中国大不相同。目前，有些国家已经进入了有闲、有钱的阶段，主要原因首先是在社保上，人们没有后顾之忧，不像在国内，有些人不敢休闲，害怕休闲会失去工作。其次，国外在跨过“收入门槛”后，生活观念在改变。日本从经济低迷中走出来，一是靠国际环境变化和经济转型，二是靠内需消费的拉动，但是怎么产生消费？目前我们很多是靠政策刺激，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态度要转变。比如我们的父辈，他们永远觉得勤俭最光荣，不会去主动消费，但我们知道，储蓄和消费同样重要，我们要节约，同时也要享受生活、品尝美食等。学会生活就是以健康的方式推动持续的消费。比如，在美国，运动产业、健康产业等，是长盛不衰的消费行业。 最后，还有更高层面的信仰问题。真正的闲暇是要培养观念、提高效益，跟怎样去生活、建立怎样的生活观非常有关系。拿慈善为例，最近和美国的经济学家聊天，有人提到，有些慈善家通过慈善help others（帮助别人），但有些慈善家是通过慈善serve others（服务别人）。这主要是信仰上的差别，help主要是用钱，以高效率的方式回馈社会，而serve却体现了一种belief（信仰），钱不是最主要的。有钱人，出钱的同时要用心、用时、用力，去服务。信仰会影响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是解决“富裕后问题”的关键。一个国家，要仁义地富裕，才有可能千秋万代。 《中国新时代》：休闲和幸福感之间有什么关系？ 魏翔：最简单的关系是，休闲时间充足，闲暇活动丰富、健康，能够促进幸福感，这个结论从全球范围看都没问题。但是幸福感函数的变量比较多，现在学者列出了主要几点，收入、闲暇、健康状况、人的个性等等。不同阶段，变量权重会有所不同。在中国，目前收入是第一权重，闲暇时间在幸福调查中，所占的权重并不高，大概占到4、5位的样子。这说明，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最多是中期的阶段，最决定生活质量的因素是收入。 第二，休闲已经成为幸福感的权重变量，如果等其权重上升再关注了解，就来不及了，这也是为什么要现阶段就开始关注休闲和幸福感的原因。当然，不排除闲暇时间增加，幸福感降低的现象，我们管它叫“闲而劣效应”。比如美国上世纪60年代出现“垮掉的一代”，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开始起步，闲暇时间一下多了，文艺也在复兴，却并没有对闲暇进行很好的引导。所以，要及早引导闲暇发展，不要等消极和沦丧的时候再去引导。 《中国新时代》：休闲病是指哪种现象？有什么办法改变？ 魏翔：休闲病（Leisure sickness）最初是由荷兰心理学家Ad Vingerhoets教授提出，原先指节日综合症生理上的反映，现在范围更大，指不能有效利用闲暇，不能提高生活质量和效益，最后会产生反的作用。 在我国所处的阶段，要以效率为导向，因为目前收入是影响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该阶段休闲活动的目标，应该以累积或者提高人力资本，有利提高工作效率为主。还有中国一直更为关注正规教育，但美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终身教育包括职业学院同样能够带来创新人才。 跨过收入门槛，人们最重要的是在不工作的时候进行人生思考、寻求生命的意义。福格尔是个拿了诺奖的优秀经济学家，他认为，美国人目前面临第四次大觉醒，在工作之外探寻新的生命意义，重新分配精神资源，将带来新的革命。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国家要引导大家，如何去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鼓励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休闲方式，避免那种非常极端的，奢侈性的享受生活。这不是在做高调的道德宣传，而是闲暇指引经济，生活引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