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读中国经济迷局：中国这些事儿》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里，医和药是一体的，医生在提供医药服务的时候，主要的时间、劳务和技术都是通过比较客观的一些标准，在劳务补偿上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药品的收入占了小部分。 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的，我们把医生劳务这一块管制得比较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医院去购买的所有材料、医生的工资、医生再教育等的费用都在不断提高。此时，医院要正常经营和发展，就需要提高医院收入。国家恰好开了政策上的口子——药品放开，医院就自然地通过卖药来获得必要的收入。 以药养医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探索一条机制，调动医生的积极性。 这一点在医改方案里也明确写出来了，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机制应该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探索，尤其是在地方的探索模式当中我们可能获得一些成功经验。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再逐步推广。过去我们中国的监管，就人员上看，监管力度都不比其他国家差，为什么我们出的问题还那么多呢？是因为在机制与激励上。医生和病人之间冲突比较大，就是因为医生劳务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新医改主要解决两大问题——看病贵与看病难。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推出基本药物制度、探索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机制、“医保付大头，个人付小头”等都是解决看病贵问题。但是，解决了“看病贵”问题，如果资源不够充足，可能会加剧“看病难”问题。2009年，陕西神木县打出 “全民免费医疗”的牌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及时搭上这辆顺风车。一旦医疗服务成为公共产品，人们往往会一哄而上争夺公共资源，甚至出现“占座”现象，这一方面导致公共资源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浪费了公共资源。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也刻不容缓。
嘉宾刘国恩：第一，对现有的公立医院，我们如何能够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包括向社会资源融资的构想，这也在医改方案里得到了鼓励，这是公立医院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医院管理团队对资源的管理更为负责。所以资源的经营要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游戏规则来评判，管得不好，就可能失去管理它的资格，这是资源经营的市场化。第三，管理团队要充分拥有一个独立、有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要求智力结构越来越独立或者法人化。 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不仅需要质上的提高，也需要量上的积累。浩浩荡荡的民进资本不可小觑。在此次医改中，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也得到鼓励，甚至一部分公立医院也可能改制成民营医院。 嘉宾刘国恩：这次医改里面特别强调，要给民营的机构提供同样的医保、科研立项和医生技术职称解决的平台。一旦有了正常的平台，一个抱养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有同样成长的空间，抱来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都会健康成长。如果对抱养的孩子没有正常的培养，杀人放火是很正常的。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私立医院老是做非法行为，因为他正常生长不了，只能在夹缝中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