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出路在哪里 中国经济“伤”在哪里



《浙商》记者 倪轶容

——访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

刘煜辉:

现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市场等。经常受邀参加国务院办公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咨询会、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证监会等部门的宏观经济形势咨询会。

如果中国连短期的经济减速都不愿意承受,那还怎么去彻底完成结构的转型?但现有政策表明,有关经济主管部门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去转型。

刘煜辉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界新冒出的“唱空派”代表。2009年底,当“结构性通胀”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刘煜辉指出,“中国通胀的大坝早被冲垮了”,并调侃道:“中国人在忽悠方面总是具有超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结构性通胀’这种词,恐怕只有在中国才发明得出来。”而在刘煜辉的新书《金融突围——中国经济的复苏与崛起》中,他也明确提出,目前的宏观调控就是在靠货币政策干一些“裱糊匠”的活,他非常不看好。

在近日举行的浙商证券2010年投资策略报告会上,刘煜辉照例没有为中国经济唱赞歌,一开场他就表示,自己要讲的是非常“沉重”的内容。“沉重的东西听多了以后,往往会影响大家的投资心情。但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家认为不好的东西,往往可能要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生。所以大家心里有数,总比盲目乐观要好。”

至于各界最近普遍关注的加息时间表,刘煜辉预测,可能在一季度结束以后。因为信贷高点会发生在5月份,而政策要对货币投放做一个前瞻性趋势判断,根据趋势来加息,所以他认为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中国经济“伤”在哪里

《浙商》:金融危机过后,有两个词流行了,一个是“危机后”,一个是“后危机”,可以说这也代表了对眼下全球经济的两种不同态度。您比较接受哪一个词呢?

刘煜辉:我坚持用“后危机”,而不是“危机后”。作为个人来说,我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世界就从水深火热、非常“危机”的状况一下子走到了“后危机”时代。这要归功于史无前例的全球大救市。1929年的世界大危机让人们看到,如果政府袖手旁观的话,经济将很难迅速恢复。金融危机的“血”是很快地被止住了,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这次危机还没有过去,我们只是止血,并没有彻底疗伤。

《浙商》:那我们真正的“伤”在哪里?

刘煜辉:产能过剩,消费不足。从结构层面上讲,中国的经济刺激方式,虽然止住了“血”,但却进一步压制和阻碍了未来消费的增长。政府回应这场危机,用的是惯用的手段:把钱通过信贷投资投向基础设施、重化工,先把经济拉起来,然后再等待外需的复苏。这套策略在1997年应付亚洲金融危机时是奏效的,但这次不行。这种投资只能增加未来的产能,却不能增加未来的根本需求,而且这个刺激政策一旦结束,很大一部分人就要重新失业。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用明天的产能过剩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在分配改革

《浙商》:您之前也就这个问题给政府写过很多建言书,现在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来“调结构”,您觉得这些努力会有效果吗?

刘煜辉:现在政府无非主要做两件事:一方面是控制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抬升消费。我们看到,政府从2009年9月份以来,对过剩产能的抑制力度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在抬升消费,希望由此改变总供求失衡的态势。应该说这种做法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从实践逻辑上讲的话,却是行不通的。

《浙商》:为什么这么说?

刘煜辉:马克思讲社会化大生产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但是我们现在却把分配环节给忽略了,绕过分配的调结构只能产生新的过剩。你想,如果压产能,就会产生失业,失业导致收入下降,也就会带来消费下降。这种进一步的结构恶化,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从而流向虚拟经济,致使资产泡沫化或外流。

同样,绕开分配去刺激消费也是徒劳的。去年,我们看到汽车、家电的消费出现了井喷现象,当然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是消费的升级。但恐怕这种短期消费的增加,只能是未来消费的提前而已,把消费低谷往后推。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要拉动消费,唯一的途径,就是使资产分配重新回归到家庭收入,转变政府和国有大企业对财富的分配权。当务之急就是要打倒国企垄断和高房价两只拦路虎。

《浙商》: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是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决策者对国家经济制高点的掌控?

刘煜辉:没错。西方现在这样的福利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劳资双方的关系是怎样从尖锐对立走向和谐的?任何重大利益结构的调整都是在痛苦中完成的。如果中国连短期的经济减速都不愿意承受,那还怎么去彻底完成结构的转型?但很遗憾的是,从现有的政策看,有关经济主管部门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去转型。

 中国经济出路在哪里 中国经济“伤”在哪里

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到底怎样

《浙商》:您刚刚提到中国消费不足,但是从官方数据来看,中国现在消费总量排在全球第四,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甚至还排全球第二。

刘煜辉:这种不考虑人口基数的简单比较,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能是混淆视听。中国人口基数是美国的4倍,是德国的10倍,也就是说中国四个人的收入只能是美国一个人收入的20%,中国10个人的消费才比得上德国一个人的消费,这样的第四、第二,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而消费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和生产比,脱离生产去讲消费是毫无意义,甚至无知的。目前,中国的消费增长长期落后于生产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消费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家庭的收入,当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远远慢于国民收入增长的时候,消费增长速度就会低于整个国内生产的速度。所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消费实际上出现了急速的下降,已从GDP的45%下降到了35%,很可怕啊。

《浙商》:如果中国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一直都呈下降趋势,那么究竟是谁在储蓄?

刘煜辉: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9年间,中国纯储蓄率大概上升了14.4个百分点,14.4个百分点是怎么样分配的呢?家庭只拿了2.7个百分点,政府拿了5.4个百分点,企业拿了6.3个百分点。雇佣了超过80%以上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享受不到贷款,谁能享受到呢?大企业和政府部门,他们能够便利地得到最便宜的资金。这些资金是以存款利率的管制供给他们的,我们的利率是管制的,人为地设计一个利差,这个利差是什么呢?看上去是补贴了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政府,这造成财富是从家庭部门往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走”的。

我们要关注到,国有垄断企业通过资源暴利劫取利润。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很匮乏的国家,但是大企业拿资源都不交资源税,或者交很低的资源税。他们不仅把商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还把生产商品的要素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也就是说,不但拿走了消费者的剩余价值,还把全民的福利都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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