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浙商》记者 倪轶容
——访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
刘煜辉：
现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市场等。经常受邀参加国务院办公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咨询会、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证监会等部门的宏观经济形势咨询会。
如果中国连短期的经济减速都不愿意承受，那还怎么去彻底完成结构的转型？但现有政策表明，有关经济主管部门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去转型。
刘煜辉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界新冒出的“唱空派”代表。2009年底，当“结构性通胀”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刘煜辉指出，“中国通胀的大坝早被冲垮了”，并调侃道：“中国人在忽悠方面总是具有超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结构性通胀’这种词，恐怕只有在中国才发明得出来。”而在刘煜辉的新书《金融突围——中国经济的复苏与崛起》中，他也明确提出，目前的宏观调控就是在靠货币政策干一些“裱糊匠”的活，他非常不看好。
在近日举行的浙商证券2010年投资策略报告会上，刘煜辉照例没有为中国经济唱赞歌，一开场他就表示，自己要讲的是非常“沉重”的内容。“沉重的东西听多了以后，往往会影响大家的投资心情。但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家认为不好的东西，往往可能要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生。所以大家心里有数，总比盲目乐观要好。”
至于各界最近普遍关注的加息时间表，刘煜辉预测，可能在一季度结束以后。因为信贷高点会发生在5月份，而政策要对货币投放做一个前瞻性趋势判断，根据趋势来加息，所以他认为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中国经济“伤”在哪里
《浙商》：金融危机过后，有两个词流行了，一个是“危机后”，一个是“后危机”，可以说这也代表了对眼下全球经济的两种不同态度。您比较接受哪一个词呢？
刘煜辉：我坚持用“后危机”，而不是“危机后”。作为个人来说，我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世界就从水深火热、非常“危机”的状况一下子走到了“后危机”时代。这要归功于史无前例的全球大救市。1929年的世界大危机让人们看到，如果政府袖手旁观的话，经济将很难迅速恢复。金融危机的“血”是很快地被止住了，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这次危机还没有过去，我们只是止血，并没有彻底疗伤。
《浙商》：那我们真正的“伤”在哪里？
刘煜辉：产能过剩，消费不足。从结构层面上讲，中国的经济刺激方式，虽然止住了“血”，但却进一步压制和阻碍了未来消费的增长。政府回应这场危机，用的是惯用的手段：把钱通过信贷投资投向基础设施、重化工，先把经济拉起来，然后再等待外需的复苏。这套策略在1997年应付亚洲金融危机时是奏效的，但这次不行。这种投资只能增加未来的产能，却不能增加未来的根本需求，而且这个刺激政策一旦结束，很大一部分人就要重新失业。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用明天的产能过剩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在分配改革
《浙商》：您之前也就这个问题给政府写过很多建言书，现在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来“调结构”，您觉得这些努力会有效果吗？
刘煜辉：现在政府无非主要做两件事：一方面是控制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抬升消费。我们看到，政府从2009年9月份以来，对过剩产能的抑制力度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在抬升消费，希望由此改变总供求失衡的态势。应该说这种做法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从实践逻辑上讲的话，却是行不通的。
《浙商》：为什么这么说？
刘煜辉：马克思讲社会化大生产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但是我们现在却把分配环节给忽略了，绕过分配的调结构只能产生新的过剩。你想，如果压产能，就会产生失业，失业导致收入下降，也就会带来消费下降。这种进一步的结构恶化，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从而流向虚拟经济，致使资产泡沫化或外流。
同样，绕开分配去刺激消费也是徒劳的。去年，我们看到汽车、家电的消费出现了井喷现象，当然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是消费的升级。但恐怕这种短期消费的增加，只能是未来消费的提前而已，把消费低谷往后推。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要拉动消费，唯一的途径，就是使资产分配重新回归到家庭收入，转变政府和国有大企业对财富的分配权。当务之急就是要打倒国企垄断和高房价两只拦路虎。
《浙商》：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是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决策者对国家经济制高点的掌控？
刘煜辉：没错。西方现在这样的福利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劳资双方的关系是怎样从尖锐对立走向和谐的？任何重大利益结构的调整都是在痛苦中完成的。如果中国连短期的经济减速都不愿意承受，那还怎么去彻底完成结构的转型？但很遗憾的是，从现有的政策看，有关经济主管部门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去转型。
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到底怎样
《浙商》：您刚刚提到中国消费不足，但是从官方数据来看，中国现在消费总量排在全球第四，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甚至还排全球第二。
刘煜辉：这种不考虑人口基数的简单比较，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能是混淆视听。中国人口基数是美国的4倍，是德国的10倍，也就是说中国四个人的收入只能是美国一个人收入的20%，中国10个人的消费才比得上德国一个人的消费，这样的第四、第二，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而消费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和生产比，脱离生产去讲消费是毫无意义，甚至无知的。目前，中国的消费增长长期落后于生产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消费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家庭的收入，当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远远慢于国民收入增长的时候，消费增长速度就会低于整个国内生产的速度。所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消费实际上出现了急速的下降，已从GDP的45%下降到了35%，很可怕啊。
《浙商》：如果中国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一直都呈下降趋势，那么究竟是谁在储蓄？
刘煜辉：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9年间，中国纯储蓄率大概上升了14.4个百分点，14.4个百分点是怎么样分配的呢？家庭只拿了2.7个百分点，政府拿了5.4个百分点，企业拿了6.3个百分点。雇佣了超过80%以上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享受不到贷款，谁能享受到呢？大企业和政府部门，他们能够便利地得到最便宜的资金。这些资金是以存款利率的管制供给他们的，我们的利率是管制的，人为地设计一个利差，这个利差是什么呢？看上去是补贴了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政府，这造成财富是从家庭部门往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走”的。
我们要关注到，国有垄断企业通过资源暴利劫取利润。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很匮乏的国家，但是大企业拿资源都不交资源税，或者交很低的资源税。他们不仅把商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还把生产商品的要素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也就是说，不但拿走了消费者的剩余价值，还把全民的福利都拿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