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风云4历史幸运 江南春海上幸运史(三)



  1990~1997年是第二个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陆续萌发广告意识。此时,只要投入足够的广告费对消费者狂轰滥炸,也能取得成功。巨人、秦池、孔府家等品牌,则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1998年后,中国经济全面进入买方市场,广告也成了每家企业都不可回避的“必修课”。此时,即使企业的广告费足够多,能不能取得成功,也仍是未知数。

  在江南春的客户那里,岁月流转、市场陡变的体会分外真切。他们向江南春抱怨,投出去的广告越来越多,为何效果却越来越不明显?

  2001年,江南春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后,在一次论坛演讲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第一个原因是广告的分众性太差。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开始明显分化,收入的巨大差距决定着他们有着全然不同的品牌偏好。

  但大多数媒体却仍孜孜不倦地追求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结果造成广告主投放的广告,大部分浪费在了错误的人群当中。比如奔驰的汽车广告投放在各大电视台,当然可以让全国数亿观众看到,但可以肯定的是,99%的观众都不是奔驰汽车的目标客户。

  现在各地的电视台越来越专业化,纷纷细分成体育频道、新闻频道、影视频道等。但谁能保证,看体育的一定是富人而没有穷人,看电视剧的一定是穷人而没有富人?这仍然无法把目标客户从大众中分离出来,进行广告的分众投放,以避免把广告投放在错误人群上而造成的浪费。

  第二个原因是广告太多,相互的干扰度太大。1985年春节,上海电视台播放《上海滩》,在每集演到让人屏气凝神的关键时刻,突然砰砰砰三枪,跳出一个片中广告,只见电视上打出五个大字:水塔牌洋伞!

  20多年过去了,江南春对这个广告仍然记忆犹新。“可是如果你问我昨天晚上看了哪些广告,我很难告诉你。不是我没看广告,而是看得太多了,一个也没记住。”

  第三个原因是广告的强迫性不够。对报纸上的广告,人们可以视而不见,跳过广告版了事,对电视上的广告,人们按一下遥控板就能换台,你能耐他何?

  之后不久的一天,江南春在上海徐家汇一写字楼里等电梯。电梯门上的一个招贴广告,像落在牛顿头顶的那只苹果一样,让江南春突然激动起来。

  ——如果把招贴广告换成电视广告,结果会怎样?

  首先它会具有很强的分众性,因为出入写字楼的绝大多数都是白领,有着差不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其次它有强制性,因为它恰好就在空间狭窄的电梯口前,让你很难逃避,何况在等电梯的无聊时间里,必然有很多人愿意看广告。

  再仔细一琢磨,江南春发现,这正是自己要寻找的新商业模式——第一,它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写字楼,多得数都数不过来;第二,它容易操作,且投资回收期很短,只要把液晶电视往电梯口的墙上一挂,就可以收钱;第三,它有天然的竞争壁垒,不仅资金门槛高,而且有价值的写字楼数量增长缓慢,几乎是占领一栋少一栋,这可以避免类似彩电行业屡屡上演的血腥价格战,能保证长期的投资回报。

  而这三点,恰好满足了一个优秀商业模式必需的要素。

  10年广告代理生涯中,江南春的脑子里不断涌现着各种新奇的商业构思,但他天性谨慎,没有一次付诸行动。这次,江南春不再迟疑。

  他请人研发出所需的液晶电视,然后委托给上海一家工厂代为生产。2002年12月,他的第一批电视同时出现在上海50座重要的商业楼宇中,并很快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当他把自己的理念与客户沟通时,获得了超常认同。招商银行信用卡、轩尼诗洋酒、富士数码相机等大客户纷纷埋单,第一个月的广告收入便突破了100万元。

  为了检验楼宇广告的效果,诺基亚在推广一款型号为6108的中端商务手机时有意做了一个测试。这是诺基亚的第一款手写输入手机,手写笔插在手机的背后。诺基亚分别以“机器人”和“背剑武士”为诉求点,做了两个版本的广告,其中“机器人篇”专门在上海的电视台播放,“中国剑甲篇”则在分众播放。

  广告同时播出后,很多消费者直奔诺基亚的柜台,他们都记不清型号,但提出要买“广告中有把剑的那个手机”的人数比例,竟然高于“机器人手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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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果让诺基亚大吃一惊。从此,诺基亚在推广每一款中高档手机时,都不会忘记找分众。

  终极时速

  从一个崭新的创意出发,到以一个年利润1亿元的公司身份登陆纳斯达克,分众只用了短短30个月。

  这种“终极时速”,是如何成就的?

  分众生逢其时,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广告主对原有广告模式的效率越来越不可忍受,才使液晶电视在瞬间获得了广告客户的信任和认同。

  由于开业之初就不幸遇到“非典”暴发,客户开发受到了一定影响,从月收入100万元增长到200万元,用了足足半年。“非典”结束后,分众的广告收入便迅速攀升,半年后月收入便飚升到了1000万元。2004年初,广告出现“井喷”,分众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广告全线爆满。

  第二个原因,则是“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的追赶。

  他就是同为上海人的虞锋。虞锋比江南春年长10岁,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受过7年的思辨训练,沉稳而敏锐;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在中欧商学院读过EMBA,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

  虞锋看到楼宇电视后,便敏锐地觉察到其中商机惊人。他无意中和一位读EMBA同学谈起此事,没想到这位同学说:“江南春的液晶电视就是我给他生产的。你要吗,我也可以卖给你。”

  如此巧合的机缘,坚定了虞锋的决心。他成立聚众,避开江南春在上海的锋芒,抢先到北京跑马圈地。此时,江南春在上海才刚刚起步了3个月。

  按照江南春本来的计划,楼宇广告先在上海铺开,赚到钱后再投资北京,之后是广州、深圳,一步一个脚印。虞锋在北京的捷足先登,让他措手不及。显然,江南春不能容忍对手抢走自己的下一个战略重地,两个星期后,便不得不挥师进入北京。聚众也很快还以颜色,进入上海。两家公司在每一栋写字楼上都互不相让,竞争很快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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