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薛兆丰，青年学者，深圳大学理学士，现留学华盛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1997年建立网站“制度主义时代”(www.StevenXue.com)。2003年出版文集《经济学的争议》。
——不断有人指责我专横独断，指责我不宽容异己，指责我好斗。我将这些都看作是赞扬。 ——学术的自由竞争是残酷的。我虽然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但我不能不拼命地批驳你的观点。假如我失败了，那么我的努力将立刻转化为对你的观点的信服。 ——我们要让别人说话，要始终让别人说话，但仅此而已，更多的仁慈和宽容都是有害的。 这是薛兆丰《正确理解学术自由竞争》一文的开头，带着尼采式的咄咄逼人和唐·吉诃德般的热血沸腾。 他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并挑起论战的高手，他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一书出版不久，马上就有经济学者站出来写了“对《争议》的争议”，旋即又有另一位经济学者站出来写了“对《争议》的争议的争议”，力挺薛的观点。据薛说，这两位大学教授皆与他不相识。他抱着感谢捧场的态度饶有兴味地关注了这场论战，并遗憾辩论没有吵得更热乎、范围更广一些。 “很简单，两个人对吵引起传播效果，显然比两个人的各自吆喝要更好。在网上也是如此。” 不动肝火的论辩大王 这个国内最早的论坛版主之一，1995年底，就在深圳万用网开辟“新闻组”(newsgroup)接触“网上讨论”，并开设“经济学”栏目，只是当时尚未有“版主”一说。1996年初夏，深圳数据局推出一个“BBS”站，薛兆丰在那里担任“经济学”版的版主。今天这个版虽然人气凋零，但仍可从颓垣败瓦中推想出当时激烈场面。 “论坛必须有人挑起话题，针锋相对，兵戎相见，引得看客忍不住要开口参战，这样才会热闹。”当时为了贴点上乘货色，薛花了不少钱请人把科斯等人的文章敲入电脑。远在泰国芭堤亚度假，也冒着炎热，乘车到老远的网吧看文章。在网友争论中，薛兆丰惊讶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的想法是那么不同，“如果不是这段经历，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动去写文章、写专栏。”“在网上表达任何观点，都可能会引来四面八方的攻击。要写出经得起考验的文字，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写以前，自己先尽量攻击自己——将所有可能的攻击都考虑在内，然后挑出有代表性的给予回答。那些低级的攻击，则忽略，也算是卖个破绽，引诱别人来过招。大大咧咧地上阵的人总是有很多，我再手起刀落，那种快感，只能意会。”他后来写专栏一稿要修改七八遍，出声朗读并反复推敲，好习惯由此而来。
他不在乎对手说粗口和人身攻击，有人大骂他，他感到兴奋，朋友也会第一时间通报。薛兆丰把这当成一种赞扬——说明对手无力还击，才出此下策。 他只动过一次肝火。一次他在宣传“交易”的好处，一位网友很不客气，要薛出个价，他要买薛的女朋友去过瘾！10秒钟以后，薛兆丰的怒火平息下来，写了张回帖，告诉对手，自己并不拥有女朋友的产权，无权卖她。“别看他粗鲁，他是有观点的，我也郑重地回他。这样的帖子，删了就是版主出洋相；摆在那里，则大方得体。” 在美国大学作为经济学教科书的阿尔钦(ArmenAlchian)的著作，中文译本的翻译者即为薛兆丰，阿尔钦对薛颇为赞许，并称薛是其工作伙伴。 阿尔钦对薛的翻译给予鼓励，并告之，该书的俄文版本和西班牙文版本也在同时翻译中。4年后，薛的中文译本面世以后，另两种版本仍未完成。 阿尔钦——这位93岁的经济学专家童心不老，充满好奇，乃是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第一个使用email之人——不懂中文，他用一种十分特别的方法检验翻译。他将薛的中文译本交给UCLA的一名中国学生，命他再由中文译回英文，从还原程度来考量翻译中是否有失真或谬误。结果令阿尔钦十分满意，该译稿因此成了阿尔钦“钦”定的中文译本。 要把生命用得最好 薛兆丰幼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他喜欢看到工作成果成为实物。但是很快，他放弃了这一理想，转而想当一名精神病医生。这个曾经腼腆害羞的少年，开始意识到，物质的发展并不能给人带来太多幸福感。有能力的人可以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精神病医生则可以帮助那些无力追求幸福的人们。高考前，他填报了两所重点医科大学。这个在父母的宠爱和严格管教双重高压下的孩子，一心想通过高考离开家庭，走到外面的世界去。结果，考分高不成低不就，他入了深圳大学，因为离重点线差一分，他只能读不那么“重点”的数学系——开放伊始的深圳，“国际”打头的专业最吃香，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连中文系的名称都改成了“国际文化传播”，惟有数理化不“国际”——在大学里，薛兆丰重新修正了他的理想。
“我一直想，要把生命用得最好，但如何最好，得有个计划。”人类的大部分灾难是思想造成的，而非自然造成，人祸远远猛于天灾。未来还是白纸一张的薛兆丰，开始设想：有意义的人生，乃是要创造好的思想，如果不能，则传播好的思想。再后来，他又把思想，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深圳大学是特区开放而建的高校典型，北大清华的教授咸集于此，图书馆所有图书一律开架，而且开放时间之长，为当时亚洲所有大学之最。薛兆丰大学受益颇多之事如下：与女朋友共同读书，与室友尹忠东吵架。 红袖添香夜伴读，学者之福。虽然女朋友后来没有成为太太，但薛兆丰依然在博客中提出，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恋爱，越早恋爱就越容易心平气和，越不会大惊小怪。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对安心用功有益，因为不必再为挑选、追求、竞争、乃至舞会操心了。 与尹忠东吵架也是有益的，因为历史雄辩地证明，凡值得尹同学与薛同学大吵特吵相持不下之事，往往尹是对的。
尹建议薛在辩论中不要采用比喻手法，最终彻底影响了薛的思维习惯和文风；尹提出“人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而人的行为却是高度一致的”，一直让薛铭记心头，最后还成为撰写投票经济分析论文的契机。 比复杂更难的是简单 薛兆丰是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母亲是中学英语老师，父亲是大学中文教授，但他在文学上的师承，却是来自朗诵古文及背诵粤语流行歌曲的歌词。 他从小在父亲那里只学到两件事：一是写毛笔字，二是父亲在写文章时，他凑去看，被父亲教育说，别人写文章的时候在旁边看，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他的写作风格，是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引导的，他们鼓励他用简洁的文字表达思想，因为初中的语文老师只讲粤语，所以他当时背诵的古文，一概是用粤语。粤语与古音更接近，而且有九种音调，富有韵律。直到今天，他写专栏都要先打印出来，自己边读边改，力求简单好懂，朗朗上口。他太怕别人不爱看了，报纸上文章满满当当，文章若不吸引人，眼球那么一转就可以忽略过去，比电视换台可方便得多。
所以他的经济学专栏，深入浅出，连外行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其实简单的文章更难写。”他硬性规定自己：在专栏中不得使用经济学专门术语，所有含“把”、“将”的句式都要改成最直接的动宾结构……后来，他发现，其实大多数学术论文都根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艰深难懂，在经济学术语里，除了“边际(marginal)”的概念，他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的词以外，其它专业词汇，几乎全部可以用浅显的方式来表达。他假想的专栏读者，是“思维方式没问题，但是没受到经济学专门训练的人”。 他最喜欢的一篇经济学短文，是秋风翻译的《I,Pencil》(《铅笔的故事》)，那是读来简单、但寓意深湛的经济学经典之作。他特意去把自己的车牌号码，申请成“IPENCIL”，并得意地说：“只要是好的经济学者，在路上看到这个车牌，就知道车里还有另外一位好的经济学者。” 薛兆丰爱好单纯，最经常的休闲娱乐，就是在家里踱来踱去，或者洗澡，一把澡就可以排遣许多郁闷。再有，听音乐，兜风，哄自己从小抱大的干女儿玩，去朋友家聊天、蹭饭。“去朋友家里什么都可以由人招呼，你就坐在那里不用动了。”他爱吃，给什么都吃光，因此是受欢迎的食客。然后看电视，侦破片，或者烹调频道。 他听说画家林风眠文革期间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他哭过；他听说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红卫兵打断，他哭过；他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也同样失声痛哭。他在博客里写道，“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