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38岁,经历: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曾任法国某银行副总裁;现职:智行基金会主席;追求:救助生命。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没有钱。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太孤单。”一首歌这样唱道。英雄稀缺的大众狂欢时代,似乎只有金钱、权力才能让人一呼百应。 然而,人群中不显山露水,甚至略显羞涩的杜聪,放弃一家法国银行副总的高薪职位,义务为救助艾滋孤儿奔走。 又一个艾滋病患者去世。杜聪记得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记得他的溃疡、腹泻、低烧,记得他的欢笑和呻吟。临死前,他把孩子托付给杜聪。想到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杜聪就想大哭一场。为了去看一个孩子,和孩子说句话,聊会儿天,他常常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这值得,我的行动可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 看见人间最大的悲剧 杜聪本人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这些孩子改变。2001年,他正担任一家法国银行副总裁,得知河南艾滋病村一些消息后,他亲自前往。“我看见人间最大的悲剧,很多人死得毫无尊严,他们的生命被忽略掉,很多孩子没有父母照顾。如果我不能全心投入救助,就像看见大火在烧,浓烟滚滚,却不能去扑灭,只能绝望地看着一切毁灭。” 也许那时杜聪头脑中闪过儿时的一个景象。念小学时,祖母常带他吃点心。每次路上遇到乞丐,祖母就给他几枚硬币,让他送给乞丐,并嘱咐他,有能力时一定要帮别人。“他们需要帮助时,我有机会提供帮助,这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 在那个村庄的玉米地边,杜聪和同去的几个人抱头痛哭。他决心辞职。“我做事情都经常问最后的结果,而不是问方法,不是问第一步怎么做。” 辞职时,家庭也反对过。父母担心他做一份没有薪酬的工作,生活和前程会不会出问题。但他们没有怀疑救助艾滋孤儿这件事的意义。“我的母亲、妹妹都是佛教徒。我不是佛教徒,不过很欣赏佛教教义。我就用佛教的观念说服他们:积善因,得善果。从小,父亲就对我很有信心,给我很大自由度,这次看我很坚决,也没有多说。”
“我还是放不开”
可能是陷得太深,有几次杜聪差点崩溃。在艾滋病患区看到的恐怖景象紧紧缠绕着他,做噩梦是经常的。“我还是放不开。” 杜聪放不下。“艾滋病人的孩子可能要再生存几十年,如果无人关心,他们中有些复仇心理很重,一旦变坏,会影响社会几十年。” 艾滋孤儿一天天长大,他们需要的越来越多:学费,找工作,心理支持。杜聪说,我们要针对他们的需求做。不过,最让他沮丧的是,有些孩子很倔,铁了心去打工,不愿读书。 “这些孩子辍学率很高,他们只能呆在家里。资助他们重返校园,将来才能自力更生。” 但是,目前全国7.6万艾滋病孤儿中,智行基金会“只救助了3000多个,钱永远都不够用。不过,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也没有雄心救所有的孤儿。” 在银行的工作经历,让杜聪的救助显得与众不同。在商业环境中,讲效率和回报,而“捐助艾滋孤儿时,要在最短时间内,捐助最多的孩子。同时,我们强调把智慧与慈悲,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天天抱着孩子哭,救不了他。要制定制度来约束救助,达到救助最大化。要用智慧做慈悲的善事。” 问到会不会放弃救助孤儿时,杜聪提高声音,激动起来:“我是有了以前10年赚的钱,才能现在做事。如果不影响救助孤儿,将来会考虑找份有收入的工作。目前,还没考虑。当初,我为这个放弃了所有,现在不会放弃这个。” 有个朋友捐钱给艾滋孤儿,杜聪表示感激。那朋友说,“要感激你啊,杜聪,你做了我不能做的事。”杜聪自己则认为,“我的作用,只是像把硬币从祖母手中接过来,代他们走了一点路。” 上次做体检,杜聪查出血糖偏高。性格上的内向与温和,也可能让他承受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压力。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