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龚家龙的性格，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经济转型的中国对一个民营企业家性格塑造的结果，也许是一个能让企业存活17年的民企老板的睿智选择。
“能从改革开放活到现在的民企老板都不是简单人”，湖北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感慨地说。从他总是笑眯眯的脸上,从他略带委曲求全的话语中，你很难看出他是一家拥有60多亿元资产、两家上市公司和近万名职工的集团企业的创办者。龚家龙的性格，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经济转型的中国对一个民营企业家性格塑造的结果，也许是一个能让企业存活17年、“不简单”的民企老板的睿智选择。
从钻井工到董事长
龚家龙的创业历程和时代背景高度相关。聪明让他看到际遇，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也挫折了他的才能。
由于地质学家李四光认定湖北江汉平原有油田，1971年，年仅17岁的龚家龙就参加了石油大会战，成为一名钻井工。年轻的龚家龙由于精于钻研，工作拼命，得到领导赏识，被派去学习汽车修理技术。一年后，他已能在一天内把一辆拆散的解放牌汽车全部装上。正是具备这种技术才能，所以当湖北荆州轻纺工业局组建车队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的他，被调去负责汽车的维修和调度，最后出任五十辆车队的队长。龚家龙说，这是他从技术型人才向经营性人才转折的人生拐点。在车队，他发现了自己的经营头脑，启动了人生的第一次运营。
1980年前后，湖南常德卷烟厂的香烟很有名，但奇货可居，凭借烟票都难于买到。龚家龙听车队跑运输的司机说起常德卷烟厂烟叶不足，而湖北襄樊烟草公司可提供烟叶，于是，他从襄樊烟草公司购买烟叶，拿到常德卷烟厂加工，换回常德卷烟厂的香烟，给荆州轻纺局销售。二年的时间，龚家龙为局里赚回几百万创收，但他当时的工资仍然仅是每月51块钱。这使龚家龙认识到做买卖赚钱太容易了，由此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和方向。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遭到了来自社会和历史的第一次打击。1982年，中国政府开始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龚家龙不得不停止了这种“投机倒把”，并因一千七百元钱的费用遭到了长达一年时间的严厉审查。
龚家龙的经商才能还是得到了轻纺局的认可。1985年，轻纺局成立轻工产品经销公司，龚家龙被聘为经理。他用美元的外汇配额进口钢板、化工原料、三夹板供应给荆州物资局所属的洗衣机厂、电冰箱厂和纺织厂。“实际上，为何当时彩电、冰箱都要凭票购买？甚至拿到票都要花很大价钱？就是因为原材料短缺。而当时我做的就是想尽各种办法为荆州的轻工纺织企业提供最急需的原材料。”
1988年，龚家龙羽翼丰满，准备大干一场，注册成立了"湖北省荆州地区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经销公司"。历史际遇再次垂青于他，那一年，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通货膨胀年”，百姓见什么买什么，疯狂囤积生活用品；而厂家则是无论生产什么都能买得出去，大批购进原材料。所以龚家龙这个“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经销公司”开张就赚了个盆满钵满。“举个简单的例子，那时候彩电紧张，我用外汇到厦门搞到一千台飞利浦彩电和三千台的日立彩电，一台彩电最少赚七百。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的物品一天一个价。”凭借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以及自己多年的经验、才能和积累的人脉，龚家龙在1988、89两年时间，赚了近千万资产。不过，不管他的财富有多少，他的公司在当时都被称为“皮包公司”，是受审查、打击和歧视的主要对象，他的自尊心和才能都不允许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于是，1989年他决定办实体企业，收购了两个石油液化气库，成立“海南龙海石油液化气公司荆州储运站”，迈出了成为今日石油业“大鳄”最关键性的一步。
纠缠不清的政企联姻
从龚家龙注册自己的公司那天起，“民营”和“国营”，企业家和政府之间就陷入了一场难分难解的纠结。1988年的时候，大部分私营公司都挂靠在国企或是事业单位下运营，龚家龙的公司挂靠在荆州经济协作办公室下面。在当时仅有的两种企业性质“大集体”和“全民”所有制之中，他选择了全民所有制。
现在回头看来，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如果不是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天发集团根本不可能在96年上市(1993年龚家龙把公司改建为“湖北天发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政策规定，凡92年国家体改委《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前纳入股份制改造试点范围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均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对待，相关企业都可以上市。由于1989年建石油液化气库时带有集资性质，龚家龙当然会不遗余力地争取入围。而入围的先决条件是龚家龙的公司必须拥有国有股。龚家龙通过运作，将天发集团的631万股划给荆州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并向政府承诺：只要天发集团上市，他会投资把荆州建成全国最好的农业基地。湖北省盛产菜籽，是全国油菜产出大省，但是当时湖北省并没有农业的自主品牌，没有成规模的农产品加工厂，用的面粉、食用油全部来自广东。政府渴盼本地龙头加工企业的诞生。为了让政府放心，龚家龙知道空有决心和承诺肯定是不行的，他立刻投产做农产品加工。1996年，只拥有两个加油站、6000多万元资产的天发股份(000670)上市。
得到了利益，就要尽义务。龚家龙得到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基本相同。好企业上了市，就要带动坏企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龚家龙一口气把湖北的十五家国企收到旗下。这十五家企业包括七家造纸厂，两家木材公司，一家畜牧良种场，一家金属材料公司，一家化轻公司，一家化建公司，一家物业发展公司以及“著名”的活力28。1996年龚家龙只有二百七十名员工，而98年年底，职工总数激增到两万。
这种收购的代价是：国企、民企产权纠缠不清，到底是政府说的算，还是企业管理者说的算？----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未彻底解决，并且成了制约天发集团发展的痼疾。
活力28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活力28，沙市日化”这句广告全国家喻户晓，1995年集团全年销售洗衣粉近10万吨，浓缩洗衣粉市场占有率达到全国的80%。但至2000年，由于决策失误，活力28已深陷困境，企业的银行债务达2亿多元，累计亏损5亿元。在活力28职工不知情、天发集团不情愿的情况下，荆州市政府将活力28集团公司“划转”给天发集团管理。这场拉郎配的结果是，1000多名职工对活力28的改制、管理以及职工“三金”的安置不服，不断上访告状，职工和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2004年10月，荆州市政府一位副市长主持召开了由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天发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和活力28集团职工参加的座谈会，探讨企业的前途问题。根据座谈会达成的协议，市政府开始考虑让活力28集团脱离天发集团。现在，天发集团和政府仍未达成最终协议。龚家龙认为，天发是以承担债务的方式兼并活力28的，如果政府要收回活力28，至少应该把资产与债务一同带走。
现在,龚家龙提起这些事,总是感慨难尽。他说：“刚开始我想政府支持你上市了，我也要为政府做贡献；后来一看不对劲，这两万职工身份没有转换，我要安置养老和就业，并且他们根深蒂固的国企观念很难转变。”龚家龙估算，天发为兼并企业而承担债务、进行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的资金费用为22亿元人民币。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刘澄教授指出，天发事件的教训是惨痛的。在天发形势大好的时候，政府将把天发作为当地国企改制和企业脱困的主要渠道，把大量企业“给了”天发，实践证明这些企业不但没有被救活，还拖垮了天发。
资本运作受阻
龚家龙绝对是一个很有资本运作头脑的人，他从内心深处渴望大手笔、大资金的运作。荆州早期以农业生产为主，龚家龙见证了大部分荆州企业因为缺钱而进行马拉松式的建设，没等建成企业就已破产的历史。成立实体公司以后，龚家龙树立了一个决心：上就上个大项目，干就干个大产业，当就当个大股东！这个决心一直持续至今。
1992年，在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时，他看到深圳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很火，就决定也发行内部股票，算得上是全国敢吃螃蟹的第一批人。龚家龙首先发动亲友购买天发的股票，然后动员每个职工买，然后再让职工带动其他的人投资购买。他反复强调深圳股票暴富的案例，并承诺：“一旦拥有天发，暴富不是神话”。龚家龙说，当时外地人通宵排队来买天发的股票，使他一下筹到几千万的资金，为气库的配套建设奠定了基石。龚家龙还有一个得意之作。1997年，龚家龙凭借他的农业生产基地，为三峡工程提供服务，供应几十万人的米、面粉、油、肉等，然后据此申请一只三峡基金，立即发行。龚家龙用募集到的4.86亿资金再加上银行贷款投资，二年内建成四个至今仍是全国单厂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工厂：三十万吨油脂加工厂，十万吨的面粉加工厂场，东南亚最大的大米加工厂，十八万吨的饲料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