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缺席华语文坛30年的蒋晓云，以书写两岸议题小说回归。 蒋晓云原本跟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一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登上台湾文坛，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与当年文学伙伴不同的是，蒋晓云“在美国读了三年博士班后，任职高科技业直到退休”。2011年，蒋晓云以长篇小说《桃花井》回归，再次震动台湾文坛，其中最激动的要数作家张大春，直说“她是我的偶像”。同年盛夏，蒋晓云再次推出过往作品集《掉伞天》。之后，她开启了自己的“民国素人志”系列创作计划：写38个民国出生的普通女性，从民国元年（1912年）一直写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目前已写完14个，收录在这本由新经典出版的《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中。 重拾手中笔，蒋晓云对台湾的描绘，打破了原本大陆对台湾只有“眷村文化”的刻板印象。谈论写作目的时，蒋晓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透过王伟忠、龙应台这些优秀杰出的台湾眷村子弟，大陆读者已经很熟悉台湾的‘眷村文化’，如果经过我的小说，能看到当年不是跟随国民党军队离乡的亲戚、熟人、邻居的那些人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事，不但让我的‘先民’留下了足迹，也算帮助大陆‘家乡父老’拓展了视野。” 关注流亡女性
蒋晓云写的是经历过“中华民国”又漂散到世界各地的普通人的故事。蒋晓云试图把从亲人和朋友那里听来的旧事与当年的时事糅合在一起，在讲述个人命运的同时反映大时代的变迁。 小说开篇第一篇取名“百年好合”，以生于民国一年的上海女子兰熹为主人公，其家族经营举国闻名的企业，而后又举家颠沛流离逃难到了美国，百岁时又回到上海办寿宴。寿宴上来的人，彼此不是沾亲就是带故，全书的结构就从这寿宴展开。12个短篇勾勒出14位民国女性面貌，私奔台湾的面馆老板娘、远嫁美国独自创业的上海滩舞女、享尽繁华的军官小姐、躲避正房到台湾再也回不了大陆的情妇……每个人物之间相互牵扯，合为《民国素人志》一书。这一结构，被王安忆称为“犹如套曲，一曲套一曲，曲牌如海”。 “这个生日宴会是真的，老人的后代从全世界赶来，但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这些亲戚之间语言都不通。当时我也在现场。而且和小说里一样，宴会真的在酒店的38楼，大家一起说乱七八糟的话，一桌中国人讲英文。场景是真的，老人是原型，但故事都是编的。”蒋晓云回忆起小说开篇，场景历历在目。 “《百年好合》里这个老人的原型，是上海1949年前的富二代，后来回到了上海，现在住在衡山路上，那是老人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她现在已经101岁了。不久前，老人还把最后的钱捐了，给复旦、交大、北大和清华各1000万。此前，老人已经捐了很多。1949年以后，老人受过很多挫折，财产全部被没收，父亲也自杀，但到了一百岁，真的云淡风轻，千里迢迢回到上海定居。他们才是人生的赢家，只是跟自己的生活搏斗了一生。对她来说，这里是祖国，虽然她也从来没有喊过什么爱国。”蒋晓云补充。 这样的故事，在《民国素人志》里还有很多。有人评价：张爱玲写的是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人，王安忆写的是1949年后留在上海的女人，而蒋晓云写的则是流亡在外的这群女人。 撇清“张爱玲接班人说” “在我缺席的这30年中，很多新的作家长大，他们不晓得我是谁，他们看我的小说完全以为是大陆作家，或者是一个八十多岁老太太。知道我的人就非常讶异，因为这个人已经失踪30年了。”笑称自己曾是“台湾文坛一姐”的蒋晓云，几乎跟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等人同时登上台湾文坛，只不过后来走了不同的路。1980年，蒋晓云赴美留学，之后成家立业，就此从文坛消失了整整30年。“我在美国读了三年博士班后，任职高科技业直到退休。” 蒋晓云学生时开始写作。1975年发表处女作《随缘》，名动台湾文坛；1976年起连续以短篇《掉伞天》《乐山行》、中篇《姻缘路》，三度荣获“联合报文学奖”，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更将其喻为“又一张爱玲”。 这种与张爱玲的比较，在蒋晓云年轻时就已经想要“撇清”。“我的生活其实并不传奇，我也从来没有自认为是张爱玲的接班人。事实上，我和张爱玲不像，可能是我们文字中透出的人情练达和机巧让人乍一看觉得像。但我们的基本个性不同，我天生就不那么哀愁和悲观，而且我也从来不是‘张迷’。几十年前，是因为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像张爱玲，我才去找来看，我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文采很佩服，但完全没有刻意效仿。” “据说，张爱玲对此类比较也不太乐意，还曾发牢骚道：‘怎么凡是女作家，就要拿我去比。’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崇拜她，所以对于这样的评价，我很随意，没有生气也没有特别高兴。我很喜欢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穿着旗袍，很优雅，有自己的一套伦理，张爱玲是对她的同代人感兴趣，到我这，就成了向上一代人致敬，视角不一样。她的观点是对平辈之间的观察，而我更像一个观众，在远处静观一个时代的变迁。写作对我而言，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蒋晓云说。 “寻常百姓只是随波逐流” 时代周报：现在在大陆，“眷村”文化已经成为比较主流的对50年代台湾的文化印象，但你说，1949年，你在台北看的“不是败军，是难民”。对龙应台所说“1949年之后只剩下败军”，你不同意？ 蒋晓云：八年对日抗战胜利以后，战后百废待兴，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对庶民而言，这个新的地方意味着就业、创业的机会。有东北电机工程师到台湾去抢救毁于战火的电力运输系统，有福建年轻医生到台北去开业，有从杭州到台湾去办报的大学毕业生，有厦门去台北读护理学校的小女生，有从上海到台湾去开拓船运业务的技术人员，还有到宝岛去度假的千金小姐。他们都在1949年国共内战的时候 “卡”在了台湾，此后40年再不得回“家”。 还有更多人跟国民党和军队没有直接的渊源，本身没有强烈的政治信仰，只是可能家族或者个人和共产党要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沾边，在变天换政府的时候想要先避一下风头，观望观望，于是跟着人流到了香港或者台湾。结果也是此后40年再不得回“家”。 以上这些人都是寻常百姓，他们住不进公家配给的眷属房也就是“眷村”，更吃不到“皇粮”。他们是乌合之众，因为各人不同的原因离开了亲人和家乡，当时的中国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没有选边站，更不想跟谁争输赢，只是随波逐流，想办法让自己和身边人活下去。 时代周报：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 蒋晓云：我小时候，家里一直人来人往的，很热闹。事后回想，简直是常常有人在我家“全民开讲”。我喜欢自己看书，对大人讲话从不旁听，这个良好的品行总是被客人盛赞。事后追忆，这个奇妙的童年环境是让我变成一个在台湾戒严氛围中长大，却对威权或权威一无所觉的主因。 1979年，我以文艺界青年代表的身份应邀去台湾“总统府”，十个样板人物轮流跟蒋经国握手，个个沉默不语，行礼如仪。我身旁的大明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房祖名的妈妈）还紧握我的手，微微发抖。我想，一个女明星，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跟两个老头（另一位是“副总统”谢东闵）握握手，何以激动至此？轮到我的时候，我特意示好，说：“总统”你好，我也姓蒋。蒋经国听说不过一愣，旁边的侍卫大概觉得于体制不符，就有点粗鲁地用手臂把我隔开了。回家后我不大高兴，父母就安慰我说：你愿意跟他握手还搭讲，真是看得起他，小蒋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和眷村“效忠领袖”与“官大一级”的鲜明阶级意识不同，我在成长过程中，遇见的从大陆流亡到台湾的难民好像对台湾当局都牢骚满腹，谈到当时的“民族救星”，更是意见比敬意多。他们讲起领袖，并不比今天在电视上骂马英九像骂儿子一样的名嘴更仁慈。对军人和他们的眷属也都没有什么崇敬之意，反而会指名道姓地怨怪哪位将军不会带兵、要为打败仗负责任。 时代周报：这种差异或说对于“败军之后”的观点的不同，是《民国素人志》写作的一个重点意图吗？ 蒋晓云：龙应台提出台湾外省人都是“败军之后”的观点，对我而言也很新鲜。我跟她成长的“大环境”一致：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50后“外省第二代”，还都在美国留过学。可能因为家庭背景的“小环境”不同，以至于对自己身世产生了不同的认知，我倾向于认同“难民之后”。 透过王伟忠、龙应台这些优秀杰出的台湾眷村子弟，大陆读者已经很熟悉台湾的“眷村文化”，如果经过我的小说能看到当年不是跟随国民党军队离乡的亲戚、熟人、邻居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事，不但我的“先民”留下了足迹，也算帮助大陆“家乡父老”拓展视野。 如果我的“台湾同胞”也能放开心胸，想一想当年身边的“外省人”，例如：清华或北大毕业的数学和国文老师、替你配眼镜的上海验光师、替你爷爷定制西服的温州裁缝、你爱吃的清真面馆里的北方厨子等。他们都是普通人，为你传授过知识或者提供过服务，造就了你和现在的台湾，他们跟军队和国民党没有渊源，离开家乡的理由各种各样，唯一的，他们不是“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