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个商业社会,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打上商业烙印。” 孙健君从不放充追寻梦想的机会,做文化商人也一样是为了实现艺术梦想。比如他的亚洲电影梦,与在以电视内容制造为主业的派格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但是,也让派格的未来多了一种方向。
北京台并非不劳而获
派格太合的节目主要出现北京台、上海台以及中央台,这条路线完全迥异于唐龙的全国播出模式。孙健君认为,派格太合走的是精品路线,节目形象和受众都是大城市受众群体,全国发行比较累。最优选择是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兼顾全国。
对于北京台,孙健君可谓是又爱又恨:“过去,北京台的合作条件比较优厚,广告操作空间大,只有在北京有赢利的可能,可以本利全收。不过现在,即使你做得好也不成,从去年开始北京台对民营电视制作公司有了更多限制,民营公司不可能在北京台收回全部成本。”
派格太合旗下的王牌栏目《环球影视》最开始播出时只在北京台,收益收视双丰收,有上千万的广告收入,派格当时是全额投资,广告收入与北京台五五分成。孙健君称“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在一些人眼里,北京台不出资制作节目,还要和民营制作公司分摊广告利润,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孙健君却看得很坦然:“我不认为北京台是不劳而获,这是国家资源的问题,电视台作为播出平台是垄断性资源。就像你盖房子需要买地,因为土地是国家的。我不认为与国有媒体进行这样的合作是不合理的。当然,如果卖掉的钱都不足以弥补你的制作费用就不行了。”
我们都不构成竞争
作为国内四家优秀的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商,光线、欢乐、派格与唐龙四家之间激烈的竞争程度可想而知,因为每家电视台每天留给娱乐节目的时间有限,比如就2-3个小时,而四家平均日常节目量达到了6个小时,电视台常要面临选择,到底该选谁家的节目。
孙健君却看得很豁然,他认为,光线、欢乐、派格与唐龙四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只是狭义上的理解。“从广义上来看,我们都不构成竞争,因为不算全国几百家电视台,光是中央台和北京台就有20多个频道,共计达160个小时的需求量,这么大的需求就是再多十个光线也分不过来。问题不在于这个,而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有限,平台太小,如果空间开放得再大一些,几家公司根本做不过来。”
孙健君举了中国唱片公司的例子,中国的唱片公司之间不像是敌人,而更像是朋友,因为正版唱片在市场的占有率加起来才5-8%,有90%的市场是被盗版占领了,只有克服盗版现象,竞争才能开始。
如此看来,四家现在共同的课题是需要更大的平台。他们的专业能力与生产能力可以十倍甚至二十倍于现在的水平。“比如我可以翻越50米的台子,但你只给我20米的台子,台子这么小,我怎么能翻出更高的水平?”孙健君认为,无论是光线、欢乐、唐龙还是派格,都还未真正显示出各自的水准。
王长田为什么这样说
光线王长田说,谁再说他是电视内容供应商他就和谁急,这句话孙健君也听到了。
这是王长田在今年3月的福布斯中文论坛上说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原因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发展都很快,一天生产6小时的节目仍然没有达到饱和,谁需要这些节目,观众需要,但电视台不给,我们都面临着舞台不够大,平台不够大的问题。”
孙健君认为这是王长田的心声,也代表了其他几家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商的心声。无奈之下,他们都选择了新的业务拓展空间,如新媒体、演艺活动和投拍电视剧等。他们的共识是:在做精了没用的情况下,就不如做泛算了。
这是一种很消极的无奈之举,有劲使不出让人难受。但是,整个国家传媒体制的变革又确实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从电视发展的需求来讲,我们都不够大,我们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我们是四足鼎立,简直就是可笑。”孙健君否认了四大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商的说法,在空间不充分的时候,在播出平台没有市场化的时候,谁都不能称自己够大。
从商绝不是什么艺术
孙健君有很深的电影情结,从其承办的许多电影活动和派格制作的电视节目《环球影视》、《东方夜谭》就可以看到。而孙健君也曾经表示,自己穷多年之功积累下来的学识、经验、资金等,都是在为实现电影之梦打基础。
“中国电影发展的一百年里,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未来肯定不行,这样对电影缺少后续开发是没有保障的。电影是很大的产业,需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由于电视的发展等原因,中国电影正处在萎缩的状态,早些年有个叫《三笑》的香港影片曾经创造了三、四亿人观看的盛况,各影院门口都排着长龙,可谓盛况空前。是当时的制作水平比现在先进吗,不是。如果按现在一张电影票人民币30元来算,那就是120亿的收入。”
孙健君认为,既然曾经出现过这样大的票房数字,就说明电影产业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光靠国内市场拉动票房肯定不行,因为去年一年中国各大影院的票房总共才15个亿,要迅速改变这个情况就要建立一个“亚洲电影”的概念。
“低成本电影制作与电视剧是没太大区别的,只有大制作的电影才能拉开与电视的审美区别。大制作要靠大市场来保障,大市场就是整个亚洲市场,这样才能充分将市场炒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