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梅先生和我一起搭火车北上。和梅先生同行的还有数十年来随他演出的王少亭等名角。
车到蚌埠,因为正在施工修理铁路大桥,我们不得不临时下车,在大街上一家茶店里休息。不知怎的消息传开,说梅兰芳到了蚌埠,狭隘的长街顿时聚集了千百号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再鼓掌要求梅先生和他们一见。几位工作人员多方劝说,也无结果。
这时梅先生就走到楼窗口向路人致意。人群见了他笑容可掬的身影,齐声要求他唱几句以偿他们的夙愿。梅先生高兴地引吭高歌,博得了人群中发出的不绝彩声与掌声。一曲又一曲。
后来工作人员一再央说梅先生旅途劳顿,亟须休息时,人们才逐渐安静下来。但是他们还是不散,一直送我们到车站上车。梅先生说:“我如今多少理会了些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了。”
丰子恺
我从小喜欢丰子恺先生的绘画,莽莽撞撞地给他写信,问他如果学画画,将来是否可以维持生活。他回信说,学画是很难养家糊口的,于是我心一横去考了高中。
解放后,我去民族饭店找一个上海来的朋友,在候电梯的时候遇到丰先生,这是我们惟一的见面。我曾看到过他的照片,认得他,这样一位老者,在走廊里施施然向电梯走来,我一面让路,一面冒昧地问他是不是丰先生。显然他为我的突兀吃了一惊,脸上现出愕然的表情,等我说明了过去的邂逅,他才依稀记了起来,连说“有缘,有缘”。
黄宗江、吴祖光与丁聪
我经常比较来我家的朋友们说话的风格。黄宗江一来,就滔滔不绝,一如长江大河倾泻而下,其中夹杂着一些长矛短戟,有时简直来不及听。祖光则乐呵呵地听别人说话,但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便有警句,其隽永使你可以像吃橄榄一样,芳馨盎然,不散者久之。至于小丁则又另有一功,浑真自然,一如其人。他有三句口头禅,一曰:“定规要这样做”,这表示了他的个性;一曰:“呆板数这样做”,这表示尊重客观;又一曰:“一定勿来事”,这表示他不迁就人,绝不人云亦云。总之,他们趣味不同,风格迥异。
聂绀弩
我和他最后一次一起吃饭,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
当时他喝了几杯,便大谈林彪、江青,说江青是个妖物,今后一定会把中国弄成翻山倒海,林彪则是个鸦片鬼。这时街上叫卖晚报,我们买了一份,上面是第一次看见打倒彭、罗、陆、杨的消息。
他看了之后,对同座的黄苗子和我说,以后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让我们不要去找他,少出门,言谈小心,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事实上,他即使“言谈小心”也终于入狱。
得一知己,谈何容易。我的一生一个字:难,但在一生的机遇里,我往往碰到不少契机,在这样的时刻,这些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因有这样的人缘而自豪,生而有幸。
(感谢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冯亦代》)
冯亦代:著名翻译家、作家,抗战时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解放后曾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任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读书》副主编。其代表性译著有海明威《第五纵队》等近20本书,著有《西书拾锦》等多部著作。2005年于北京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