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郑元豹说，2005年，人民电器集团的目标是将兼并的脚伸长，要伸向国际。
“现在我们正在与国外数家公司洽谈兼并事项，事情尚未确定下来。我们不是兼并小企业，而是兼并大企业；我们不是兼并单个行业，而是兼并多个行业；我们不只在中国完成兼并，而是要兼并国际上的企业。”
“兼并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因为它适合民营企业的发展，既解决了大众就业，又完成了资源整合。”
兴致勃勃时，举手投足间，他仍像一个武师。
想当年，郑元豹也是一苦孩子出身。出生时赶上大跃进的灾荒，家境贫寒的他，据说是“噙着泪花”离开了学校，13岁习武，17岁打铁……
与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出身版本一样，都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般老套。可是，郑元豹的兼并思路却一点不老。
郑元豹现在是人民电器集团的董事长，拥有资产50.99亿元，集团下辖10大全资公司、85家控股成员企业、800多家加工协作企业，在国内各大中城市设有销售公司1800多家。
早在1996年，郑元豹就一口气兼并了浙江66家生产企业，创建了浙江人民电器厂；2001年6月，又兼并了位于江西崇仁的老牌国资企业——江西变电设备总厂。人们称他“兼并成瘾”。
兼并“破坏”引资
作为一家私营企业，一口气吃掉那么多国企，他哪来那么大胃口？
“我们是同行，这些生产企业在兼并后，依然生产工用电器，发展情况良好。这就像面前的这只笔，无论是你拿还是我用，只要让它运行起来，发挥作用就行了”郑元豹手指着桌上的一只圆珠笔打起了比方。
中国社科院研究公司法的研究员施晓红分析，完成兼并并非要有一条坚实的资金链在其间运作。一家企业被另一家企业兼并，有时可以通过股权置换，如果被兼并企业呈负资产，那么兼并方甚至都不用出钱。但作为民营企业要兼并国有企业，肯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同时，也有很多企业被兼并后，并没有延续以前的生产，因为兼并方看中的只是对方的厂房或地皮，“这种现象很普遍，总比他们到别的地方买块地皮要便宜。”“兼并江西变电设备总厂是我所有兼并历程中的最头疼的一次。”
当时，在兼并协议达成以后，江西变电设备总厂的2000多员工听说自己的国企老厂要成为一家私企后，纷纷跑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表示抗议，而且一坐就是一个星期。
“市长没有办法，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解释一下。”郑元豹摊开了手掌。
“我知道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厂子被我这个资本家接管后，工资会没得发，工作会没得作。结果，我一个飞机飞过去后，就对他们说了四句话。第一句话，我们搞兼并，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就业、津贴、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第二，我保证员工的工资翻一番；第三，在江西搞兼并，是为了带动江西的第三产业；第四，要让江西政府的收入、这家老厂的收入翻一番，业务从现在起也要翻几番；但是破坏我们制度的一律就地开除。”
“大伙终于回去工作了。试用三个月后，我定了一个工资用人标准，如果个人月工资定位低于1000元的员工，我不用。如果中层干部年工资定位低于5万的，我不用；如果高层干部，年工资定位低于15万的，我不用；我把标准给了你，你如果达不到，只能说你的能力低于我的要求，这样的人我不用。”
“这家工厂原来员工的月工资是200多元，中层干部的月工资是800多元，高层领导年收入还不到2万元，我们整顿管理后，多劳多得，加强每个人的压力，生产力上去了，每个人的口袋也都装满了，全都笑呵呵的了。”他笑起来心满意足。
员工笑了，郑元豹笑了，可是市长又笑不出来了。“他们怪我破坏了招商引资，让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我就对市长说，你别说这些，过去你们三天才生产一个杯，现在一天就能生产三个杯，让大家多得是应该的。”郑元豹说着说着就端起了茶杯。
武师打铁创业
沈阳中旭集团的董事长曾昌飚说郑元豹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但无论多么随和的人，作为拥有庞大资产的企业人士，都会或多或少地有点：偏执、自恋、不按常理出牌。
“什么？你说什么？”生于浙江乐清的他，乡音极重，为了听清他的发音，别人常要竖起双耳，可现在他也因听不清楚对方的话，而瞪圆了双眼，样子挺像他名字中一个字——“豹”。
待弄明白了问题后，郑元豹笑着摇摇手，“我都不具备，我只有自省。”“省”，此刻听上去很像“身”。
在这个自省的人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文武之道”。
“文有文道，武有武德。它贯穿到我们为人处事的每个环节中，一旦遇到问题，我就在这四个字中寻找平衡之道。”郑元豹颇为认真。
道可道，非常道。从13岁开始一直习武到20多岁，几乎拜遍了当地名师，自己也曾当过武师的郑元豹，关于武学总能谈出几分道道。
“学武不仅锻炼了人的吃苦精神，还将人的潜力挖了出来。每当你练到已经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时，如果还能继续逼着自己再练下去，这就突破了自身的极限。”郑元豹不禁握住了拳。
“可习武还不算最苦的。打铁最苦。”
17岁时，他站在铁砧前，抡起了重达20多磅的大铁锤。困在灰暗的堂屋中，一锤下去，火星四溅，溅在皮肉上，掺杂着汗水，总是阵阵灼痛。
“一般人学打铁要学三年，可我打了两个月后就决定单干了。”一年之后，郑元豹和朋友在柳市长虹村合伙开起了铁铺，专为当地人加工农具和五金产品。同时，他还创办了一家武馆，招收了一批学员。这样几年捣腾下来，郑元豹慢慢积攒了一些钱。虽然他没透露到底是多少钱，但他表示“数目不多，却算得上是我创业史上的第一桶金。”1979年，改革风潮率先刮进了乐清柳市，小地方一下涌现出了2000多家低压电器厂，在全国推销代低压电器产品的温州商贩数以万计，而郑元豹正是其中一员。
也就是在那年，郑元豹通过熟人的引见，承包了杭州某部队里的一个做开关柜的小厂，取名为飞鹰机电控制厂。
“他们没市场，我们有市场。我对他们说，让我们承包这家企业，我来投资、我来制造、我来销售，利润出来你一半我一半。”
又过了三、四年，郑元豹拿着赚得的七、八千元钱，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南汇机电设备厂，即现在的上海人民低压电器厂。
“七、八千元钱在八十年代初就算一笔很大的财富了。最主要的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并购这个概念。”
“关于你在杭州办厂的那段经历，你以前说得并不多。”
“那是我的一个商业秘密。”郑元豹卖起了关子。
给电器配个商场
“办企业这么多年，我明白中国的核心是人民。”郑元豹解释为什么给集团起名“中国·人民”的原因。
“为什么人民集团在排名上不及正泰？”
“1990年，政府在整顿温州市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之后。市场进行产业整合，一下子下马了12家企业。我当时心里有点怕：国家对于非公有制的民企会不会支持到底呢？政策稳定不稳定？所以，我还想继续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