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管汽车的省汽车办公室副主任，变成造汽车的国有企业总经理；从一个轿车品牌的缔造者，变成民营企业里的职业经理人，刘振宇的角色在三年内发生了两次大跨度的转折。转换之快，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曾经习惯高调、屡屡语出惊人的他，名片上的头衔还是比亚迪汽车公司总经理，但他毫不隐讳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现在只是王传福手下主管生产的一名经理人。
从一个掌控全局的国有企业总经理，变成一个主抓生产的私营企业经理，刘振宇的心态非常坦然。他说：“在比亚迪还会干下去，直到王老板(指王传福)找到比我更年轻、更合适的人。”
由官转商
刘振宇是目前国内不多的技术出身的汽车企业老总。1968年西安交大内燃机专业毕业的他，至今仍比较得意的是早年的一次修车经历。23岁的他刚刚毕业两个月，第一次接触汽车，是“在一个类似卖西瓜的大棚里，修一辆被火车拦腰撞断的卡车”。一个人三弄两弄，居然修好了，“从此在厂里小有了一点名气”。
1986年，他来到陕西省汽车工业管理办公室，任办公室副主任，开始主管汽车。1997年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他作为公派董事进入这家公司，这时他的身份还是省汽车办的副主任。
事实上这时的秦川公司已经濒临倒闭。原因在于大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91年，兵器工业总公司与日本铃木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全国布局了四家奥拓生产点：长安、西安、江南和江北。1995年，原有体制被打破，兵工总改制，长安和铃木签了新协议，剩下三个厂的模具和零件全靠长安铃木提供。
刘振宇说：“当时的情况是，从长安铃木买零件，又慢又贵，同为奥拓制造商，长安铃木凭什么要把奥拓的零件给竞争对手呢？”命脉握在别人手里的秦川已经奄奄一息。
当时，山东、江苏、浙江和江西等省都没有轿车，陕西有了轿车项目弥足珍贵，却又濒临倒闭。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决心保住这块轿车资源。秦川的困境却给了刘振宇人生第一次机遇。“当时的程安东省长找到我，只说了两句话：第一，你要找到一个人，把秦川干起来；第二，找不到人，你就自己干。作为汽车办主任，你要上。”刘振宇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
1999年7月19日，刘振宇走进秦川公司，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两亿元造车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没车型、没技术、没设备的情况下，拿出两个亿的资金来干汽车，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然而，当时的刘振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造出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微型车——福莱尔。
用旁人的眼光来看，刘振宇本人性格中有莽的一面、也有精明的一面。
“莽”的一面体现在他的无所顾忌。“思考了几个月，想清楚秦川要活，必须自主开发新车型。”事实上在1999年，国内还没有自主开发的先例。刘振宇所有的经验都是来自自己的经历，“没人可以请教，只能自己干。”
2000年年初，他花了56万元购买了两台电脑和几套软件，就开始车身数据模型的开发。当时他手里的资金只有两个亿，其中一个亿还是贷款。“直到最后福莱尔投产，对外还欠了50万元。”
“精明”的一面体现在他如何对待供应商。福莱尔整车在2001年研制出来后，两个亿已经花完。这时四川、江苏、河北的零部件供应商闻风而来，看了样车后信心大增。他说服供应商，他负责整车设计、技术改进、模具制造，其他零件采购全部先货后钱，基本上一分钱不花。
2001年5月，福莱尔在西安展出，引起一时轰动，当时的省长、市长全部到场，“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喜笑颜开”。刘说，福莱尔中文名是“飞天”，一层意思是中国货，二是西部才有，“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光这一点，就把那些合资公司比下去啦！”
2001年9月到年底，公司生产的3000辆福莱尔全部抢购一空。“由于零配件配套跟不上的缘故，第一批车其实都是问题车，即使这样也还是销售一空！”他狡黠的笑容里透的是得意。
还有一件小事说明他的魄力。2002年年初，天津夏利降价6000元，市场哗然，福莱尔两个星期一辆车没卖掉。他组织了一次零部件供应商大会，拍着桌子说，给大家搭这个台子一块儿唱戏，想跟着一起干的，就自动降价20%，否则就退出，别玩了。结果“价格就降了，福莱尔也就跟进夏利降了。”
刘振宇的经历，与如今的民企造车极为相像，撑着底气的都是一腔热血和不多的经验、手中有限的钱。只不过，他成功了，并且“完成了省长交给的政治任务，把西安的轿车基地保住了”。此时，当年和秦川同病相怜的江北和江南两家微车制造商，都从市场上销声匿迹。
其后，赶上了2002年的市场井喷，“钱滚滚涌入了秦川公司的大门”。他说，“但是好日子过了没几天，王老板就来了。”
王传福的到来，给了刘振宇第二次角色转换。
收购风波
其实在王传福到来之前，还有一个更有实力的人物出现在西安，那就是仰融。
2002年秋季，国内开始刮起造车热，自己做出规模、还能盈利的秦川公司引起了多方资本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