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有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处在巅峰时刻的TCL在迎来鲜花与掌声的同时，也招来了各方质疑：有来自学界的关于“产权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质问，有来自传媒的“TCL国际化跃进资金链吃紧”的担忧，反映到资本市场上，则是股价连续走低。
尖锋时刻的李东生，又是怎样一番心境？任何人都不是神
主持人：近期，包括联想、海尔、TCL在内的一些国内优秀企业，受到外界较多的批评声音。其中颇引人注目的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然伴随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评论，在业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去年完成了产权改革的TCL也被圈入了漩涡之中。你对此作何评价？
李东生：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从一些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过程失控的话，很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是事实。但具体到每一个方案怎样做才好，我也不能做具体的评价，但就TCL的方案而言，我认为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TCL及其团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改制伊始，我就充分考虑到对社会的责任，对企业发展需要承担的责任，在整个方案的制定和操作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尊重。
这个过程是很清晰的，而且这个资料我们在上市过程中都已经公告，我们也不保密。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的录制现场，我曾经见过郎咸平，他表示对TCL产权改革的情况很感兴趣，问过我一些问题，我还专门为他解释了TCL产权改革的情况。我相信大家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知道目前的一些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些不负责任的说法很容易给企业的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通常，我们所尊敬的经济学家会更深入地研究一些问题，基本的调研是必须的，这样的研究结果才是对企业、对公众负责任的。而有些人对企业最基本的了解都没有，只根据传闻妄作评论，这样批评的意义在哪里，是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还是为了促进整个产业体系更加健康，或是另有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我没想到改制会有这么好的结果
主持人：我在年初采访海信董事长周厚健时，谈及TCL的整体上市，周总说曾经认真看过TCL的上市资料，他认为“水平很高，但是海信无法操作”。从某种程度上说，TCL的产权改革具有不可复制性，你怎么看？
李东生：TCL产权改革的全部资料在集团整体上市时，都做了非常充分的披露，整个过程是非常清晰的。是得到政府各级监管部门的认可的。
TCL产权改革的这个模式，我们曾向所有的政府监管机构汇报，他们都认为非常难得。广东省政府考察以后也认为，这种改革模式非常成功，对其他企业改革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客观地讲，现在再参考我们1997年开始的改革模式，已经是比较难了。
TCL当年3亿元的资本，盘子比较小，资产增值的幅度相对较大，对增值的资产也比较容易按比例分享。如果现在才开始做，资本的盘子就太大了，难度就会增加许多。
主持人：TCL产权改革的不可复制性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是启动时间比较早，从1997年开始；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敢于尝试——近几年成功改制的样板绝大多数都在广东。
李东生：算起TCL产权改革的起点，应该是1997年之前，大概在1992年至1993年间。
TCL本身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当时我就认为，企业的体制问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企业整体改制前，TCL内部就设立了若干试点单位，第一步是从对销售系统的改制开始，在1992、1993年间，当时西安公司是第一个试点。1994年我们开始在TCL下面的二级公司进行了尝试。总体而言，效果比较明显。
主持人：国有企业在进行产权改革方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企业就在改革的进程中被政府“叫停”而前功尽弃，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风险？
李东生：以前总说“无产阶级革命者”，正因为是无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损失，所以才必须“革命”。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就是1997年在决定改制时我交给政府的50万元风险抵押金，最大的损失就那么大。
主持人：那50万元都是你自己的吗？
李东生：我拿出了当时全部的30万元现金，另外的20万元是用我及我父亲的宿舍做抵押，凑够了50万元，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积蓄。
主持人：虽然现在还是“纸上富贵”，但你的身价也因此达到过十几亿元，上涨几百倍。
李东生：当时我真的没想到改制会有如此好的结果，我预期改制的结果一定是正面的，但能达到如此好的结果，市场增值会如此之大，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拿到股权和企业改制是互为因果的。不改制，我敢肯定地说，TCL那种资本增值的能力不可能那么快。在改制的过程中，整个企业体制的构架、员工的工作心态、工作的激情，以及整个企业经营体系的完善，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能力也在大幅提高。
我与股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主持人：TCL集团分拆上市，在内地股票市场上，股价波动很厉害，你怎样看？
李东生：TCL集团分拆上市，我个人认为对整个集团是十分有利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的资本市场要比内地成熟，我们前几天发了公告以后，香港的股价上涨了许多。这次分拆对香港及内地投资人的影响是一样的，但香港投资人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情，但内地却跌得很厉害。市场的观点、角度不一样，对同样的事情反应也不一样。
摊薄的另一个效果，可以拿到大笔资金。上市时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在电视产业、手机产业做到全球最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再次扩大规模。企业发展中，现有的资源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微软、日立、松下、三星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在上市路演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TCL现在的规模是不达标的，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资本结构，都必须要比现在大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这种大几十倍的过程是不可能单纯靠企业盈利来实现的，与全球几乎所有的大公司一样，一定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只要企业拿到资本市场的钱，给股民以合理的回报，那就是很正面的事情了。从产业来讲，我们定位于这个目标，就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从宏观上来讲，资本市场不断发展是个大方向。但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拿回的资金要对企业的业绩有贡献。我也是TCL集团的股东，我的利益与股民的利益是一样的。
主持人：在证券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因为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东生：在信息批露方面还要做更多的事情，让投资者能够理解我们。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是特别成熟，所以更多地要靠企业自身发展的业绩、表现去证明，而不仅仅是说。
企业领导人的信誉与诚信的建立需要时间，需要业绩支持，需要持续稳定的增长来证明。
国际化的机遇不是随时都有
主持人：今年以来，中国彩电出口遭遇了很大的障碍，继欧盟、美国之后，土耳其也向中国企业发起了反倾销诉讼。由于中国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未来中国彩电出口将面临更多的相同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国际化战略问题对家电企业来讲已经迫在眉睫了。
李东生：从战略上来讲，国际化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竞争的全球化与格局已经逐渐形成。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国际化的竞争。我们的对手也几乎全是国际公司，他们的经济规模、经营能力及市场配置，都是全球化的。目前我们只是在中国这个区域市场里与之竞争，但从长远来看，未来中国企业若要在这个领域内生存、发展，就必须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一点，我们在几年前就意识到了。从1998年起，TCL就在不断地推进国际化进程。尤其是去年开始的与阿尔卡特及汤姆逊合作的动作比较大。
主持人：今年TCL收购了阿尔卡特公司并和汤姆逊合组全球最大的彩电集团TTE公司。在TCL之前，中国家电业的国际化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海尔为代表的海外建厂，一条是以格兰仕为代表的OEM（贴牌生产），那么TCL通过资本的手段控股外资公司，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家电业国际化的第三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