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比亚迪把电池的制造流程分解为很多细节，“每组工人只需要做一步很简单的工作，也许只是打磨，也许只是把做好的电池，放到检测的机器上，然后再把他拿下来在箱子里码放整齐。因此，比亚迪的工人无须经过复杂的培训，只要能够掌握一两个关键性的技巧便可上岗。
曾经有人认为比亚迪是因为采用了“福特式”流水化操作才提高了生产效率。其实比亚迪几乎没有一条完整的流水线，每道工序之间都要用塑料箱来运输电池胚。
这种看似没有质量和效率的生产方式，却在王传福手中变为财富，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一种动作重复几万变，即使没有受过教育也能做得很好。而除了电池配料以外，几乎所有的步骤都用相应的模具和卡尺来控制质量规格，最终检验电池充放电时间的测试箱，为比亚迪自行研制。
与王传福的对话中，他几次强调效率，这种以人工为主的生产方式，其效率的提升主要是依靠班组的监督力量来实现。每个生产工序的前方都是班组办公的地方，坐在前面的组长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工人的工作状况。每个班组的办公桌上都堆满了报表，每个工序都要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我们似乎不必评论这种生产方式对于人性的灼伤，但还是问及此，王传福告诉记者，这种生产方式在珠江三角洲被普遍采用。
可是另一方面，王传福曾在不同场合提到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性需求理论——“人有五个不同层次的需求，不同的人更有不同的需求”。“对普通员工，我给他们稳定的收入；而对高级管理人才，则要满足他们更多的需求，这样就能将优秀的人才留在自己的身边。”
遭受大牌摩根的质疑
并购秦川汽车是王传福遭到最大挑战的一个决议，也是最为张狂的一次行动。如果王传福不是拿上市公司的钱去买下秦川，而是先买下暗自经营，然后再运用所谓的资本手腕，将其整合入上市公司，或许便不会有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但这明显不是王传福的处事风格，他说：“我性子很急！”
2003年1月23日，王传福要动用旗下上市公司2.54亿港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77%的股份的消息一经披露，便引起了以摩根为主的证券行业的质疑。其理由有四：主营业务于汽车毫不相干，收购价格过高，秦川汽车竞争力不足，管理层诚信受到质疑；随后将比亚迪的评级由“买入”改为“卖出”，比亚迪的两个主要基金投资者几日内连续减持，引发股价波动。
在王传福眼中，基金经理们只看到基本层面的东西，而对于企业的实际操作，这些肤浅的认识只是小儿科。
谈及秦川的收购，王传福有如下理由：
第一，秦川拥有为数不多的“7”字头牌照，拥有“7”字头牌照的意义在于比亚迪就可以清清白白地成为这十几家汽车制造厂中的一员。第二，三年之后，比亚迪的电池制造将达到顶峰，需要寻找其他行业进行拓展。第三，相对于国企来说，比亚迪拥有制度优势。第四，私车市场空间巨大，每年增长60%以上的肥肉，谁不想吃？
很明显，在王传福的概念中，“牌照”两个字的含义要胜过其他的理由。一位比亚迪的员工告诉记者，曾经有人用10亿(4倍于收购价格)希望从比亚迪手中买下这张牌，王传福没有卖。
那么，王传福真的要制造“电动汽车”了？实际情况是，他现在的首要任务，要对秦川汽车进行改造，以生产出排气量为1.6、2.0的燃油汽车，赚到完全放开汽车市场前的“黄金”。
王传福告诉记者，他要将电池的低成本生产方式复制到汽车制造领域。王甚至为仰融掏巨资造轿车惋惜。“仰融是学金融的，他要是像我从做电池开始，就不会投50个亿造中华，我拿他1/10的钱就可以干他同样的事。”
王传福“狂”的道理
如果说制造电池的比亚迪结的蜂巢只是悬在一脉孤枝之上，那么制造汽车的比亚迪需要找的是大树，也就是政府。
电池企业时代的比亚迪绝不会这样做。“曾有媒体报道，王传福某次开会，当着领导的面，把一些行业的丑事，抖落得一干二净，然后毫无顾忌的走下讲台。
然而，汽车时代的王传福，开始转轨。
收购前后，王传福多次来到陕西，与当地政府接洽。对于是否会因为改制造成工人下岗的问题，秦川的领导在来比亚迪考察之后，终于能够放心地签署收购协议，至少比亚迪的办事方法，不会让工人下岗。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可能是较为贫穷的中西部，最为看重的筹码。
在王传福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1元的硬币，也许这可能是这位亿万富翁的一点点小爱好。曾有人问起王传福怎样看待企业家的原罪，得到的回答是：“比亚迪每一笔账在深圳市税务局都清清楚楚。我们是靠自己的利润滚大的。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说得清楚的。”有钱，而且能够说得清楚，这或许就是王传福“狂”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