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华尔街除了聪明勤奋,还有机遇”
“请进”,清脆如铃铛般的声音把我的采访准备击得粉碎,站在我面前的邓喜红亭亭玉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分外有神,材料上说邓喜红30几岁,我想,不定已经让美国佬累成什么老太太样,可眼前的她,看上去才只有20几岁。这哪象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摩根银行衍生产品部的副总裁!
美女上“前线”
听靓女道经历,确是一种享受:“1980年考到清华,读了大学和硕士,再到美国读博士,也是读的计算机,1989年到花旗银行,当时华尔街实行计算机化,用高新技术进行交易,花旗银行聘用我,是希望要有机算计背景的人,所以我赶得比较巧。去了以后作固定收入研究,相当于国库券,住房抵押贷款等方面研究,然后把研究做成比较复杂的金融模型,把它编成程序,再进行交易。”“也是进入金融前线了。”邓小姐眼睛都在笑地说。残酷的华尔街居然有这么游刃有余的中国女性!记者不禁诧异。这可真是美女上“前线”,打倒一大片。“到了1992年,我想中国要发展肯定是先发展股票市场,那时摩根银行正好开始搞股票部门,我就跳槽去了,先是在他们的衍生产品部门,三个月后,我就调到投资部门,从研究转入直接搞金融了,刚开始在股票上市部门,帮那些美国的公司上市,1994年后,中国市场特别好,总部把我派到香港,开始做中国投资业务,帮助财政部、中信银行发行债券,帮助国企在海外上市,如东风二汽、西飞、合肥美菱发行H股和B股。带一些跨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作这些合资公司的财务顾问或战略投资顾问。”雷神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公司,爱国者导弹就是他们的“杰作”,同时还占了全世界空中管制70%的市场,包括北京珠海机场,他们有个一亿美元的冰箱合资项目,要和合肥美菱合作,帮他们在中国谈判的,是邓喜红。德国荷斯特集团是世界上除杜邦外最大的化学和医药集团,在上海有个一亿美元的合资项目,其财务顾问也是邓喜红。帮IBM个人计算机打入中国市场,也有邓喜红的份。“1994年到1997年基本上是在香港作这些合资业务.一个礼拜跑趟上海、北京等地,除了西藏哪儿都去了。1997年初总部又把我调回去,做二级市场衍生产品也就是期权期货的交易买卖,还做得不错,帮公司赚了很多钱.”看来,华尔街的银行家真该改名叫“伯乐”。
那种求知的目光啊
作为百名海外博士团成员,邓喜红三个星期马不停蹄跑了上海、杭州、宁波和北京。邓小姐说:“这回有三个目的,我以前来中国,和企业、政府接触比较多,都是跑万国申银、银行、财政部。中国要科教救国,人才特别重要,所以我特别要求去人才的摇蓝——学校给他们讲一讲金融,不管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都行,他们平时没有这个机会,我计算机干了十年,华尔街又干了十年,可以给他们讲讲具体操作的经验,可能对他们有点儿益处,我刚上清华时,如果有人能给我讲讲,那该多好!”“二是看看高科技园,了解各地对人才和科技的政策和投资环境。考察一下,做个比较。第三和当地银行、证券公司座谈,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和他们的一些看法。从中看看有些什么建议给中央领导。”邓喜红去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中欧管理学院,去了浙大金融管理学院、浙江财经学院、宁波大学金融系以及不少证券公司、证券委。从早讲到晚,每次讲三个小时外加回答问题。“你看现在嗓子都讲不出太多了。”邓小姐说。记者倒觉得,如不这般,还不更似莺歌?记者问她感受如何?“各地科技园的条件真是好得不得了,他们真的很想吸引人才和外资过来,而且领导班子非常开放,也很知识化年轻化,招待也特别好,到杭州两天把我们排得满满的,想有半个小时买点丝绸礼品将来回去送给外国朋友都没时间。我印象挺深的是浙江财经学院他们搞了一个证券交易实验室,用钱龙实时系统,学生真正操作股票,还自己搞了股评,搞了杂志。很开心。300多人听我讲,问很多问题,我讲了4个多小时还不让走。”“我特别感动是在浙江大学,两三百个二年级的学生,老早就坐在那等着,我在台上看着学生们那种求知的目光啊,特别感动,两个小时他们真是全神贯注。”“突出的观感是江浙的农民特别富裕,沿着高速公路看,哎呀,农民的楼修得跟小宫殿似的。可里头不怎么样:一楼舞厅,二楼卡拉,三楼放稻子,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点儿脱节,但有一点特别重要,这些农民没有知识,肯花钱给他们的下一代,像宁波有个万里中学,进去的全是个体户的孩子。”
时髦的风险投资
作为在华尔街搏杀的中国女性,邓喜红对中国金融界有她细腻独到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管理学和金融学跟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历史毕竟比较短,缺乏非常好的资深的对国外非常了解的教师队伍。许多院级领导是从国外读了博士回来的,但手下没有好的兵,读金融回来在大学教书的还不够多。”“国家应系统引进人才,专家定期过来,不是说来讲几个小时就行了,而是作长期的交流。”说着邓喜红拿起一本刚刚在北京买的风险投资的书:“中国现在风险投资是个时髦,觉得风险投资就是投风险的,国外风险投资不光有金融知识还有专业知识,中国还没有一批合格的风险管理人员,即懂金融又懂专业的人还是太少了,每个省都有一批风险投资,他扶持一个高科技企业他就拨款,但从长远来看,缺乏严格的选择项目、控制质量、保证管理这么一个机制。这样下去是一个很有风险的做法,几年下来可能真正成功的并不多。即使在美国十个里面才有一个成功的,而且是由专业人员来做的。”“政府是不是应该有个统一的机制,例如,成立海内外专家库,在项目选型上至少得到这些专家的帮助,帮助你进行评估论证。从而防止坏的项目。”“下面的基础确实还是很差的,现在大家都在哄,风险投资,扶持高科技企业,事情是对的,但是对风险和项目的质量要有一个保障。到时,大多数项目失误了,很多钱白投了,那时再喊就晚了。”
怎么也炒不过大户
邓喜红年纪轻轻便成了华尔街的“寂寞高手”,她怎么评价中国的证券市场?“中国现在特别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系统的完善,从法制上做了很多调整,进步还是很快了,但怎么样搞活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连续7次降息,老百姓钱还是不出来,这是有道理的。在美国,可以投房地产,也可以投市政债券、垃圾债券,还可以投股票、衍生产品、黄金、外汇,投资的渠道太多了。中国的老百姓钱拿来投什么?钱怎么拿出来,怎么创造多样化的投资渠道?要管,要防范风险,但是你不要管死,管死了大家什么都不敢做了。不做我不犯错误行不行?当然我的官能保住了。管死了市场就死了。”“另外还有体制问题,如果鼓励企业自己改制,像美国很流行高层管理人员都有自己公司的股票,和企业的利益挂钩了,他就会拼命的去做,像证券市场这些老总也是一样的,公司是国有的,赚了钱,对他个人也没有太多好处,赔了钱可能要掉位子,被撤职,那还不如安安稳稳做自己的事情。不老实的,就做一些非法的事情,被查到了算倒霉,没查到就赚了一笔,所以体制不允许通过把公司干好了达到公司个人都谋利的目的,这方面我想还需要时间来改善。”“美国的证券法最基本点的是要保证对股民公正,所有的立法是要保证对券商进行监控,公司要是骗了股民要有什么惩罚,证券商如果做了内部交易绝对的是非常严格的惩罚,光是公布其违规,股价就得跌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