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乔致庸 晋商乔致庸是怎样一个人



系列专题:向乔致庸同志学习

  “亮财主”乔致庸是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享年89岁。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

  乔致庸是乔贵发第三子全美的次子,幼年读书很用功,中秀才后,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不久长兄致广夭亡,父亲也相继去世,他便成了乔氏家族中三门的大梁。于是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光绪十年(1884),致庸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又如,乔致庸大胆起用文盲马荀为大掌柜。马氏原是乔家包头复盛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马虽是文盲,但经营有方,使小粮店连年盈利。而当时的复盛西商号却因经营不善,需要小粮店贴补。本来小店掌柜是无资格面见大财东的,但马荀回到祁县时却采取自称大掌柜的方式,要求面见大财东,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这个自称大掌柜的人。马氏便把包头商业情况当面向乔致庸做了汇报,致庸看他对业务讲的头头是道,是个人才,遂付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后来,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让其经管复盛西商号,马氏又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马荀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名时,“荀”字经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取得了成功。

  此外,乔致庸的大德恒票号,还为我国的银行培养了第一任银行行长,他就是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当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一行由京仓惶而逃,途经山西时,贾曾代表大德恒票号总号为清皇室支垫西行路费银30万两(一说10万或20万),但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对此囊中无银的慈禧太后自是恩准。当慈禧太后途经祁县时,大德恒总号又专设临时行宫接待慈禧等人。在这个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惶出逃的慈禧大喜,对乔家的大德恒票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财赋皆由大德恒经管,使大德恒一时俨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财库,不仅原支垫的30万银两如数收回,而且从经管的财赋业务中还赚了一笔。后来,慈禧回到了北京,准备筹办户部银行时,想起了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便下旨召见了他。慈禧问贾继英想做官,还是想经商。贾继英说做官自己不是这块料,但经商还可以。慈禧太后说道: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于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职,同时筹办户部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银行成立,贾继英出任第一任行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贾继英继任行长。可见,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才,原是由乔致庸开办的大德恒票号所培养。

  严格的号规和家规,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严格的号规制度,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其号规定有: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面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

  损人欲以复天理

  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

  子孙贤,族将大

  兄弟睦,家之肥

 晋商乔致庸 晋商乔致庸是怎样一个人

  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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