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手册 谢平 走在决策夹缝中的谢平(二)



  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推动国有银行海外上市,可以说是谢平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步。其实,谢平早年就一直坚持认为,股份制改革和海外上市才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路。为了坚持己见,他不惜与顶头上司、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公开唱反调。这在习惯于下级服从上级的中国政府机构里堪称另类。据央行内部人士称,戴相龙倾向于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来改革中国的银行业。谢平则呼吁解散这些现有官僚机构,为商业银行引入外部股东和外国投资者,使其具有独立的董事会,从而能够真正履行董事会的监管职责。

  2005年6月,谢平曾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这一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谢平表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并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却是推行银行改革的必经阶段,而且是不可替代的。谢平认为,海外上市后,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国际会计准则、信息披露制度、国际监管标准、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市场约束。海外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高,国际投资者多,诸多约束最终对国有银行的经营有好处。海外上市还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同国际同类银行比较,激励银行管理者努力,已经上市的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例子。

  谢平之所以力推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上市,一方面当然是基于海外资本市场的严格监管环境更有利于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当前中国股市深层次问题的清醒认识。早在2003年2月,谢平就曾指出,中国股市的非理性源自公有制。谢平认为,中国股市的非理性源自两条最简单的原因:第一,上市公司是软约束的;第二,买股票的投资者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软约束的,供求两方面都是软约束的话,所形成的价格肯定是非理性的。

  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要实现海外上市,就必须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否则根本无法取得海外资本市场的信任。而要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管理层就必须面对两个最为棘手的问题:一个就是国有银行长期存在的官僚政治治理模式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冲突,另一个就是出售的价格如何确定。也正是这两个问题,已经将谢平置于巨大的风险漩涡当中。关于价格问题,建设银行上市之后,有关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争论就日益激烈起来。

  作为中行和建行控股股东的汇金公司,直接主导了引资的谈判过程,一年多来,谢平一直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更多的质疑是来自于中行和建行在股权转让中的定价尺度。占据中国银行市场半壁江山的国有商业银行,出售价格竟然如此之低,尤其是建行在香港上市后的不俗表现,不免让人猜测中资银行的股权是否正在以低于国际水平的价格出售。在没有多少可供参照的标准的情况下,中资银行的股权转让价格也的确是最易被公众质疑的问题。身为汇金公司的总经理谢平似乎并不愿意直接对股权定价过高或过低发表评论,但在去年9月15日,谢平曾公开表示,国有银行的股权并没有被贱卖。谢平表示:“中行、建行的转让价格里包含着许多制度因素,我们没办法找一样东西做参照系数,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体会得到。所以,事先给个标准,或者事后认定价格高或者低,往往很难正确地判断。”

  对于制度性折扣的内涵谢平有着更为深刻和清醒的认识。谢平认为,由于市场经济不到位,在中国有许多制度模糊的地方,按照标准的市场经济准则来制定价格,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制度性折扣。比如政府干预经营以及国有银行高管的政府任命方式都成为外资银行要求折扣的依据。谢平坦言:“曾有外方直接表示,如果你中方敢宣布银行的高管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聘任的,我愿意每股多出2分钱购买银行股权。”在2005年12月中金公司成立10周年的年会上,谢平再一次谈到了制度性折扣问题。他指出,历史和体制因素给国有银行造成的社保问题、沿袭数十年的国有银行高管的行政任命方式、频发的经济丑闻、政府干预和外方不能控股的限制,都成为海外投资者谈判时要求折扣的筹码。对此,谢平心里有颇多无奈。

 互联网金融手册 谢平 走在决策夹缝中的谢平(二)

  其实,价格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建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协议中,汇金公司还向境外投资者做出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政府不再干预、账面值保护、买回保护等多项承诺。汇金的承诺实际上给境外战略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引资谈判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也由此引起了国内公众的质疑,成为银行贱卖争论事件中备受诟病之处。

  面对各方压力,谢平开始改变自己原来所坚持的只求海外上市的看法。2006年1月7日在第10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谢平在谈到中国建设银行选择海外上市时说:“实际上我们是立足于国内上市的。”谢平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上市的同时要兼顾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只要市场许可,国有银行可随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但正如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所讲,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正处于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上市不能等国内改革完成之后。境外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阶段,绝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

  作为政策具体执行者的中国技术官僚,往往要背负太多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责难,因为这难免有代人受过之嫌。当龙永图作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主导中国入世谈判的时候,或许并未想到如今不得不承受来自公众的对中国市场过度开放的空前责难。这种责难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关于中国汽车产业的言论,那只是导火索而已,根源在于他是那场世纪谈判的执行者。现如今,作为主导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谢平,是否也同样无法逃脱龙永图式的命运,在日后承受他本不应承受之重。谁都无法确定谢平是否会成为龙永图第二,这也许是在当前体制下中国技术官僚的最大悲哀。

  谢平,生于1955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人,先后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金融制度比较和资本市场理论,1993年和2000年两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年来一直供职于中国央行系统,其中两个阶段任职期比较长,一段是在央行政策研究室(1992.8—1996.4),另一段是在任职央行研究局局长兼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1998.8-2003.11),这也反映出谢平一直是作为央行的研究者而不是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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