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舒立观察》
《何必讳言"不救市"》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有争议的社评。受到的批评，包括在互联网上受到的批评也比较多。首先，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次，即使是有所批评，也很正常，也是我们应该承受和面对的。不过，我至今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表述都是立得住的。
-Q：你是新闻科班出身，当然知道中国新闻史上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最为后人崇敬的就是《大公报》的张季鸾、《观察》的储安平。我冒昧问一句，你有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一种自我期许、自我定位，来延续这一传统？ -A：我当然很敬佩这些先贤，但自认并没有前辈们那样伟大的抱负和才气。我更多地把写评论看成一项工作，一种责任。或者说，《财经》有这样一个舞台，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既然需要我去做，我就会尽力把它做好。在与很多的读者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很注意"财经观察"，这样，原本被放在杂志的末页，后来放在了卷首。有些人甚至对我说，看《财经》杂志，首先就读"财经观察"；如果没有时间看别的，就只看"财经观察"。我听了以后，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另外，也可能因为这个栏目篇幅比较短，比较易读，大家都能看懂。 -Q：你已经出过好几本书了，影响也都比较大，比如《改革没有浪漫曲》、《新金融时代》等。你怎么看待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在你职业生涯中的地位？ -A：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说过，作为一名新闻人，我其实比较喜欢写评论，这是我职业偏好中的一个侧面，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当记者，可以采访很多人，也可以写东西。不过，我对写评论也情有独钟。当年在《工人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就希望去评论部工作。1992年到了《中华工商时报》，9月赶上纪念创刊三周年，准备出一期24版的报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篇幅。我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写社评行不行？"大家就让我写。我写了篇社论，题目叫"不同寻常的时刻"。当时就觉得很过瘾。现在回想起来，那篇文章还明显带有党报社论味儿，不过，我确实是喜欢写。这是我的内心偏好。我把社论看得十分神圣，又认为自己少有机会去接触，心里痒痒的。以后写"财经观察"，自身对社会、对改革的认识水平都较当年有很大提升，我对评论的爱好也有机会去释放。当然，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评论家。写得越多，更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做事情只是职责所在，尽力而为。这样写了十多年以后，有读者欢迎，有同行认可，我当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可能有些过誉了。 其实，写好评论还是要具备更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等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功底，尽管"术业有专攻"，但单打一肯定不行，靠"聪明劲儿"和玩弄文字技巧来支撑更不行。毕竟，"绳短不可以汲长"，我自己欠缺的实在是太多了。 -Q：接下来，你要"二次创业"。你对自己的"笔政"作何展望？ -A：我还是这样想：有责任、有义务，就要写，此其一。其二，我希望未来能把自己所要表述的东西，从比较凝重的感觉中适当地释放出来，变得轻快一些，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 当下的社会五光十色，我们经历的东西多姿多彩。稍微释放一些凝重感，可以在多样化的尝试上有一些进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大才华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新闻人，被各种机缘推到了某个位置上。当要做的事其实超过自己能力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担当、不退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活得更加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