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舒立观察》
邮政改革既意味着走向"小政府"的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一家占据着国民储蓄25％的"政策性银行"脱离政府控制而回归民间。日本所经历的改革在外部观察家看来十分渐进，颇有些"不知不觉"；而事实上，改革对于日本社会、企业和政府所产生的震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可知可觉、强烈而且持久的。无论如何拖延，社会最终仍然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 推进改革需要把握时机。日本经验还表明，推进改革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形成一个正确的预期。在竹中平藏看来，这种预期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日本政府能够在2003年春对问题银行注入资本金，恰是一个机会，由此形成了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良性经环。一方面，预期的形成涉及改革当局的"声誉"问题，具有良好财政和货币规则的政府往往容易获得公众对转型的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声誉，改革方案必须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体提供明确的利益预期和改革成本补偿措施，由此降低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的转型交易成本。
无疑，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高增长及高储蓄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中国和日本都有民间储蓄传统，高增长期间的高储蓄，正可为金融机构利用负债资源解决即期财务困难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后通过重组可以逐步摊销改革成本。然而，升平盛世之时，高增长的繁荣极易掩盖因不良资产带来的经济病症，诸多结构性问题不易引起关注；而一旦经济增长下降，坏账压力速显，各类问题积累，已经积重难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误改革。 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绝不可贻误。 -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