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电影首先要解决的是娱乐问题，这在宏观上能决定这个产业是否可以发展的关键——2013年的内地电影在这一方面上可圈可点。同时电影又不单是个娱乐问题，它像小说、诗歌甚至批评一样，是一种情感表现，可以触及更宏大的问题，而此时，电影有问题不见得是电影的问题。 截至2013年11月初，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已超过180亿元，数据很漂亮。前十个月的180亿元票房已经超过2012年全年总票房。而且这几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环比逐年上升，甚至井喷，这不是简单的观众找心理慰藉能解释的，数据背后必以电影产业发展为支撑。 种种迹象，确实能说明内地的电影生产正在变强。但能不能说明内地的电影内容水平正在变好？我想很难。2013年有关电影《小时代》的争论其实正是我们看清中国电影的样本。通过解析各方言论，我们可以看到观众是如何看电影的，内地电影到底如何表现又传达了什么。 从《小时代》看2013年内地类型片 围绕《小时代》的争论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周黎明先生为代表，认为电影批判性不足，过于放大物欲，价值观不健康。另一派主要以郭敬明的粉丝为代表，认为电影造梦成功，迎合了一部分青年的口味。 我不认为两派的观点针锋相对，电影应该是多元的。既然是多元的，那就没有关于“好”的绝对标准，倒是有“坏”的底线，那就是不能反人类，不能成为洗脑工具。《小时代》里是有过度的物欲渲染，但相对于题材脱节、票房脱轨的《南泥湾》《青春雷锋》是否更正常一些？而那些关注现实的，甚至表现极为有力的，如《天注定》，观众都看不到，让郭敬明把电影拍成那样子，根本不现实。
其实我们可以判定一部电影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但不要轻易拿价值观来判定一部电影，除非它超出了人类良心的底线。在这一条线索上，我倒觉得应该看到《小时代》最起码摆脱了大一统时代电影中的洗脑、教化、宣传武器等坏处，毕竟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弱智到认为电影中的物质生活就应该是自己所拥有的。 到这里可以亮出我对《小时代》的态度了：《小时代》再好，少年裘马衣履风流，并非轻易可及的现实；《小时代》再坏，热闹浮夸票房井喷，却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自由选择的结果或有不妥，但自由选择没有错。同时《小时代》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可以说的是什么？《小时代》里纸醉金迷迎合青春的想象，抗日神剧里手撕鬼子满足精神的胜利，这些或多或少算创作者在审查尺度之内满足观众需求的策略。那些年少时代的暧昧残酷，那些争议历史中的敏感曲折，万语千言神秘迷人，是创作者无力尝试吗？能说这些不可说之事，恐怕才是真正要争一争的。 类型电影的窘境 当然这里我们就说电影，不谈人们选择的窘境，也不说电影人该如何去争。老实说，内地电影人在尺度之内的创作确实在推动类型片的发展。 还是从《小时代》说起。其实所谓的电影类型，在我看来主要是为言说方便，在某条逻辑上能划归一类甚至与他者泾渭分明，但绝不代表就有或者应该有那么一个类型可以框定电影。 我按一般的说法也把《小时代》称为粉丝电影。其实只要是明星或导演本有粉丝或能成话题，有他们的电影某种意义上都是粉丝电影。但我说的粉丝电影主要是指，一部电影中最大的话题点（人物或事件）在还没被拍成电影之前，已经在其他领域有巨大的关注度，拍成电影属于带动原有粉丝去看电影。比如说，看《小时代》的观众很多本就是导演郭敬明的书迷；看《快乐到家》的观众很多是主持界“快乐家族”的拥趸；《宫锁沉香》的票房也超过了5000万元，相信很多观众在看之前早就熟悉甚至喜欢上《宫》的故事原型。 最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青春雷锋》，实话说关于他们的故事中国人听得足够多，但谁也都知道关于他们的故事会有固定的倾向。这就是典型的红顶偶像，当下基本没有重塑的可能，这种粉丝电影在市场化的电影产业中可谓神鬼莫测。 我所谓的这种粉丝电影真有成功的范本，比如高群书摘得金马奖的《神探亨特张》。演员是一群大V，本身都是人精儿，举手投足皆有可观之处，偶尔拍个电影，爱者自会会心一笑。如果说各行各业的名人大腕儿都有兴趣跨界一把，配合专业的导演，我想内地的粉丝电影绝对能给观众带来乐趣。 既然我明确地谈到了参照系，那其他的类型片像奇幻传奇《狄仁杰》《厨子戏子痞子》、警匪片《不二神探》《富春山居图》等就好说得多。前者是内地的自有品牌，越玩越花，《厨子戏子痞子》质量与娱乐性都不俗；后者其实拿好莱坞当年的同类型电影一比就高下立判。也就是说，其实内地的类型片在我看来不是创新的问题（毕竟还有甚多限制，比如性喜剧就很难尝试），拉近与好莱坞工业产品的距离是不错的努力方向。 电影有问题不见得是电影的问题 周黎明先生批评《小时代》过于物欲化和称赞《私人订制》的批判性可以引出观察内地电影的另一个向度：内地的电影真有（或被允许存在）所谓的“批判现实”吗？ 原教旨意义上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艺批评术语，确实是指作品批评现实，揭发社会陋习，但是弊端在于没有指出方向即如何改变现实。其实我想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只是揭发，而不涉及造成现实问题的体制原因，所以就很难有系统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看来这种原教旨意义上的“批判现实”叫“批评现实”更准确。 但如果我们以自由主义文学（因为批判现实主义也是从文学理论那里来的）为参照系，问题就比较容易解释。自由主义文学基本上可分为反乌托邦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两种类型，前者排斥整体主义的“道德理想国”，后者批判不自由的现实；前者解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后者因为言说自由所以涉及对体制的剖析和反驳；前者把问题用各种方式说出来，后者则涉及问题的根由甚至直指体制之恶。 《私人订制》的编剧王朔的创作可以归入反乌托邦文学的范畴。他的文学一度被称为痞子文学，事实上以一种混不吝的姿态把之前的宣传话语下的现实撕开，让人看到“高大美好”之下其实有太多的欲望诉求与蝇营狗苟，可问题是把“个人”过度释放，从而陷入虚无。但不管怎么说，对虚伪的乌托邦说教有解毒之功。 有些电影其实不是导演拍不出来，问题在于现实还没有开放到那一步。我当然欢迎导演做那样的尝试，但不见得有幸可以作为公映电影去讨论。其实，除非有人偏好从电影中看出意识形态，否则，没有必要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电影（即意识形态化），而且像2013年的内地代表作《美姐》也很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析。我认为电影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娱乐问题，这是宏观上能决定这个产业是否发展的关键。2013年的内地电影在这一方面上可圈可点，相信今后会更专业。同时电影又不单是个娱乐问题，它像小说、诗歌甚至批评一样，是一种情感表现，可以触及更宏大的问题，而此时，电影有问题不见得是电影的问题。在这个方向上，这还不是内地电影的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