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事实上，这也是三读公司“读者”数以万计、张少鸿被推上神坛的一个原因所在。
那么，张少鸿是如何维持这桩“赔本生意”的呢？据相关资料显示，张少鸿早在1993年5月即开始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交易，并借力郑商所20余个席位隐身施展财技。
此外，张少鸿还参股黄河证券，并在海通、国泰君安、安阳信托证券布阵，先后操盘“深发展”、“金杯汽车”、“川化股份”、“湖北迈亚”等股票谋利—而本钱就是“读者”们的“押金”。
显然，这是一场游离于“读者”视线之外的巨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喜悲或许就在弹指间。庆幸的是，厄运并未立即降临到张少鸿的头上。
1997年至1999年，郑商所凭借着绿豆期货执全国期货交易所之牛耳，郑州亦跃居当时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心，其“绿豆价格”影响全球。而作为绿豆期货的“庄家”之一，张少鸿曾一度与郑商所共享辉煌。当他携期货主力转战沪深股市时，相当威风，张少鸿集结河南、浙江、海南的期货联军冲进深圳股市，发动了深圳房地产股的回归行情，并创造了“深发展”历史上的最高成交价48元。
现在看来，倘若不是绿豆期货终因过度投机而受到了监管层惩处，该品种也因为政策打压而一蹶不振；倘若不是张少鸿的另一个战场—斥资5亿元操盘的“深发展”遭受重创，市值大幅跳水；倘若没有因此引发更多的“倘若”，张少鸿的今天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
“借鸡生蛋”也要合法
张少鸿何以有如此结局？
“企业家并非天生伟大和高尚，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约束下，才能使得他们在自己利益的驱动下行动，又在客观上肩负对社会的责任。”总结张少鸿的落马，一位知情的河南省政府官员坦言，除了张“法律意识谈薄、决策缺乏理性”之外，“企业融资难、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市场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制度环境的缺憾也是张少鸿失足一个重要诱因。”
近年来，此类案件在当地频频发生，国人耳熟能详的就有“三星”、“百花”、“红高梁”等多个故事版本。
“他们玩的都是‘借鸡生蛋’的财富游戏，国美电器掌门人黄光裕玩的也是这样的游戏，为什么结局迥异？”河南一位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的业内人士坚持认为“根源还是在经营者的主观方面”,“人家黄光裕的‘借鸡生蛋’游戏是不断升级的：先借要还本付息的钱—银行的钱；再借还本不付息的钱—厂商的钱 ；最后借的则是不需还本付息的钱—股民的钱，来发展壮大自己，而‘张少鸿们’除了未能‘升级’之外，‘合法’这个重要的底线也未能坚守。”
或许，当年在法律雷区中穿行的张少鸿根本不具备“升级”的条件。一个令人惊诧的诠注是，三读公司的“集资业务”竟然未设会计账目，该公司“高管”张辉、张光华、刘梁红等人要么是刚扔下锄头，要么是下岗职工，文化程度均为初中毕业，张少鸿之“经营管理”水平由此洞见。
颇有“八卦”意味的是，张少鸿获刑前后，一份题为《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的名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份名单所列的29位操盘手，多曾是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之人物，张少鸿与唐万新更是高居榜首。其结局有七：8人窘迫；7人逃亡；5人入狱；3人转行；3人赔光；剩下3人的结局分别是禁入、失踪和“胜利”。倘若除却转行的3人不提，“首批”股市的大小“庄家”们似乎都缺乏完美的结局。
“对民企财富拥有者，应是有问题则清算，无问题则必加保护，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产生‘问题富豪’的现行体制中的弊垢。”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在与北大博士后研究员赵晓探讨如何面对企业家“原罪”时，一语中的。
如今，已被“清算”过的张少鸿正加紧锻炼身体，图谋东山再起。“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步500圈，计7.5公里；每天上床休息前连续做仰卧起坐1000个。”张少鸿向外界披露说。
“读来读去”变为“赌来赌去”
1985年，24岁的张少鸿下海，创办读来读去读书社。
1992年，张少鸿的“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
1993年，张少鸿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开始涉足期货交易。
1994年，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时，张少鸿开始凭读书卡、“读书押金奖读金”向公众吸收存款，回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1995年，“文化使者”张少鸿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1997年9月，张少鸿又以“理财委托”形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承诺每年给与15-20%的高额利息。
1997-1999年，张少鸿利用超过5亿元的公众存款转战期市、股市，成为有名的操盘手。
2001年，张少鸿的期货交易出现危机，他转战股市后投资的“深发展”又遭深度套牢。同年9月，他的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