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5年11月12日，荣毅仁的骨灰在无锡市马山华侨公墓安葬。这块墓地是荣毅仁的长子荣智健十多年前就买下的，距离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的墓地三四十公里。
“荣毅仁是我的第一个‘首富’，当时我对他是不是国家副主席不很了解。”胡润说。1999年，胡润尚在《福布斯》任职，荣毅仁及其家族被排为中国50位富豪之首。在中信内部，员工私下仍称其为“荣老板”。
然而“荣老板”的意义远非财富所能表达。“从解放到改革开放，荣毅仁的后半生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曾任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的张绪武如此评价。张是清末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孙子。
荣毅仁曾经是一个符号，中国政府由此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速度。“无论中信公司的试验产生什么结果，这家公司是不会破产的。因为，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倘若真破产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开放政策的失败。”1987年，《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说。为使他的符号意义对海外更具辐射力，荣毅仁的党员身份生前未曾公开。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叶宝珊老人与荣毅仁相交多年。11月1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指着报纸上的讣告很激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共产主义战士’，普通人不会这么说的，评价很高。”之后，在11月3日举行的追悼会上公开的《荣毅仁同志生平》揭开了谜底，荣毅仁于1985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民族工业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到公私合营，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通过荣毅仁，荣氏家族得以完成过去与现在、国内与国际的跨越。在中国现代工商家族中，能够在大陆延续至今再度显赫的，荣家恐怕绝无仅有。
荣氏企业的开创者荣宗敬去世后，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暴敌侵入淞沪，复能不受诱胁，避地远行，志节凛然，尤堪嘉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励，此令。”
事隔七十年，《荣毅仁同志生平》如此写道：“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荣毅仁同志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一首一尾，相得益彰。
人们通常无法选择时代，但当荣毅仁可以选择的时候，他在香港和大陆之间选择了后者。之后的经历想必他不能料到。比荣氏创业更早、同为无锡工商巨富的唐翔千家族，建国后选择了在香港发展，久盛不衰。可以设想，如果荣毅仁当初选择了香港，成为第二个唐氏并不困难，荣氏家族在海外尚有众多企业家后代可为证明。而像荣毅仁一样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顺势而起，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坚，并且培养出荣智健这样的第三代企业家来续写家族财富传奇，没有过人的本领难以做到。
荣毅仁后来的经历，父辈的荣宗敬、荣德生恐难想像，时代不同，但是作为企业家，他们在荣毅仁身上种下了优秀的基因。同时，时代潮流并非总是一往无前，期间轮回反复，又颇多雷同。
好的企业家是相似的。
角色转换
1952年，荣德生去世。临终前，他口授遗命，由同荣毅仁一道留在大陆的七儿荣鸿仁笔录：“余从事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六十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压迫，艰苦奋斗，幸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欣获解放。目观民族工业由恢复走向发展，再由今年‘三反’、‘五反’的胜利，工商界树立新道德，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期。余年老，此次病症，恐将不起，不能目睹将来工业大建设和世界和平，深以为憾。”(江南大学陈文源、葛美荣著《无锡荣氏家族事略》)荣德生还希望漂流在外的荣氏族人“从速归来，共同参加祖国建设”。
荣氏企业是在连年战乱兼官僚资本的不断掠夺中发展起来的，荣德生甚至经历过官匪联合的绑架，因此在去留之际意志坚定。建国初期，经济凋敝，荣德生建议政府为企业纾困。政府特拨专款100亿(旧人民币)，并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由荣德生任管委会主任，荣毅仁任总经理。除武汉申新四厂仍为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主持外，申新各厂的管理统一，经营状况明显好转。荣德生创业多年，只见过雪上加霜巧取豪夺的政府，由此热爱新社会自然而然。
荣德生去世前一年，因为经营困难，李国伟在征得他和荣毅仁同意后，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申请，得到批准。这是荣德生看到的惟一一个荣氏企业公私合营。1954年，荣德生去世两年，荣毅仁已经将荣氏各地的企业悉数申请公私合营。1956年底，毛泽东主席建议，推荐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荣家现在把全部产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起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无锡荣氏家族事略》)
1957年，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如果还活着，荣德生是否会像荣毅仁一样把全部企业公私合营呢？江南大学陈文源教授研究荣氏家族20多年，他说：“可能不会像荣毅仁这么痛快，毕竟这些企业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而荣毅仁只是参与了管理。”事实上，荣毅仁做出公私合营的决定也并不轻易。周恩来在谈到荣毅仁当时的状况时曾说：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同是民族资本家的猪鬃大王古耕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过如下想法：“我读过《资本论》，我完全知道解放以后，共产党绝不会再让我当垄断资本家。何况，对外贸易事关国家经济命脉。我应当设身处地地站到共产党这一边想一想。工人、农民流了那么多血，牺牲了那么多人，艰苦奋斗几十年，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今天我还要共产党在猪鬃贸易上来仰我古耕虞的鼻息吗？建国初期，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确实还很糟。但是，靠我这点‘本钱’，难道就能难住共产党吗？”(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引王慧章、傅小北著《古耕虞传》)
1989年1月20日，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会上，荣毅仁说：“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股风，就是大家不怎么热爱社会主义，不关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当然这股风有多大我不敢说。我看这问题还得讲一讲。我们国家要富强、要发展，非得靠社会主义、靠公有制不可。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存在，但主要还是公有制。我看我是有资格说话的。我当过资本家，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可现在信社会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有好多同志没经历过，不知道它内在的腐朽，人与人之间倾轧、尔虞我诈，什么东西都有。现在奇怪得很，我这个资本家拥护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人，要往资本主义路上跑。”
1986年，荣氏家族200多海外亲属回国团圆，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荣氏亲属散落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荣毅仁的二哥荣尔仁一族在企业经营上成就最大，其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当地威望甚隆。
从大资本家到新中国的副市长、中信公司董事长以及后来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命运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1954年，荣毅仁38岁，他无法想到自己还能再度成为“荣老板”，只是要等25年。
实业报国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时年63岁)、古耕虞(74岁，猪鬃大王)、胡子昂(82岁，钢铁大王)、胡厥文(84岁，新民机器厂等创始人)、周叔(88岁)“工商界五老”座谈。邓小平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的意见。
历经十年动乱，荣毅仁听到邓小平的话时的心情应当与解放初期的荣德生相同。据原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庄寿仓回忆，当时“五老”中有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而荣毅仁却提出了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正常反应。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让他写份报告来。
庄寿仓回忆，那时候荣毅仁没有助手，就亲自动手，熬了几个夜晚，写成报告，上报邓小平。五老中，后来办企业的只有胡子昂和荣毅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