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12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召集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时称“临时工商会议”)，各地代表百余人，荣德生是无锡四位代表之一。他在会上提出“推广纺织业案”(指出“今日果能兴办一万锭子，即添百万营业，塞百万漏卮，并养一千男女苦工，实中国商业兴败之一大关键也”)、“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指出“我国工商学识尚在幼稚时代，欲谋工商之增进，要在见闻各国现在工商情形，以谋交相贸易之方法，则派员考察之举，万不可缓”)和“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指出“近来兴办实业欲求大利，非购用机器不可。然机器皆造自外洋，是未及兴利而已流基本金矣。方今民国成立，首重实业，需用新机奚止数千万，兴办之后，须添日常应用之件，又不知几千万。若长此不谋自造，漏卮将伊于胡底？”)。陈文源说，当时的民族资本家都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绝非今日一些只为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可比。荣德生的提案让人惊叹：1912年，一个只念过6年私塾的人竟然有如此见识。那一年，荣德生37岁。
1979年，荣毅仁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经63岁。机会来得比较晚，但它总还是来了。庄寿仓回忆，中信筹组时，国务院正在起草编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荣毅仁是征求意见的主要对象之一。草案第四条规定外国投资者投资份额不得超过49%。荣毅仁认为不能这么规定：中国正是因为缺乏资金才引进技术设备，如此限制比例，就要拿出更多的钱去陪外资，与本意不符。当晚，荣毅仁口述，庄寿仓笔录，“从晚饭后直弄到深夜两点”，才完成了意见书。最终，该法将比例定为“不低于25%”。
中信公司初创虽然艰难，但毕竟是国家的公司，而且所负使命极特殊，自然所受限制较少。1987年4月1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中信公司的投资项目能允许到多大？荣毅仁回答：按照我国的规定，两亿人民币以内的项目可由国家计委委托，两亿以上由国务院批。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个限制。只要我们能够解决能源、原材料等，就可以由我们自行决定，当然，要向国务院报备。张绪武说，国家允许中信每年有两到三个亿美元的外债。有很多人认为中信融资方便，是一家搞金融的公司。1992年，在一次中信公司工作座谈会上，荣毅仁再次强调：“中信公司的主业是什么？有人说我们是金融性公司，我开宗明义地讲，我们的主业仍然是进行生产技术投资，是搞实业的。兴业公司更应把实业放在第一位。尽管我们现在工作苦一些，经济效益暂时还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方向不能丢。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风物长宜放眼量，国家强大要靠实力。”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由钱庄到面粉再到纺织，最终成为行业“大王”，就是为了能够以实业改善国家的经济面貌。荣毅仁说“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荣氏兄弟当年真正是立足无锡，放眼全国，不断把企业所得利润继续投入企业，30年时间，从最初一家小小的面粉厂发展成为拥有12家粉厂、9家纺织厂的全国最大的面粉、棉纺企业集团。荣德生曾说：“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用在事业上面。”“余留心社会经济，而主多立工厂，推至省用、国用，而至世界经济之竞争，尤以自立生存、对外相等为比较。于是，国人皆以‘大实业家’目之。”“茂、福新粉行销之广，尝至伦敦，各处出粉之多，无出其上，至是有称以‘大王’者。自维愧悚，不足当此盛名，仍思力谋扩充，造福人群。”1946年，荣德生被绑架，如此大的企业家，筹措50万美元的赎款费尽周折。
1979年，荣毅仁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作为中信的开办费。陈文源回忆，曾有人说过，荣毅仁公私合营后所拿的企业定息累计大概有3000万元，但不知是否确切。为国分忧是荣氏家族的传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让企业填写《调查赔偿损失表》。跟随荣德生20年的薛明剑(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哥哥)曾经回忆说：荣德生向他咨询，薛淡淡答以“填填即可”，因为并不相信真能赔偿。荣德生则很认真：“此项赔偿由中国政府出之，抑由日本赔出？”薛答：“真正赔偿的时间尚远，现可暂时不去问它。”荣德生面容严肃：“如仍由中国自己的政府赔出，我们一分不要，可以不必填。因为我们可以自力更生，自谋恢复。如能由敌方日本赔偿，不问多少巨细，皆愿乐于接受。”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企业内迁，中国民族工业损失惨重。荣宗敬1938年去世后，荣氏集团开始分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辅仁)与荣德生的大女婿各执一端，荣德生的总公司“事权全非，远异吾兄在日”。荣德生不似兄长强悍，无力挽回荣氏企业分崩离析的局面。
中信发展十年，业已发展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1987年11月，荣毅仁在中信全体职工大会上说：“现在公司大了，我这个董事长不好当了，我能力有限，以前一百多个人时，我每个同志都能叫出名字来，现在一千四百多人让我叫可就不行了。”
尽管外电曾称“中信公司在中国是很特别的，但如果它是在纽约或东京，又会有多少特别”，“中信公司经过实践证明自己远不是那些为赶紧捞取1980年至1982年间北京下放贸易和其他权力而胡乱成立的几百家中国企业中的一个”，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中信公司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1988年，在接见加入中信的新大学生时，荣毅仁讲道：“外面说我们公司都是高干子弟。我不排除你们中间有高干子弟，但要跟大家说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搞了那么多红五类、黑五类、乱七八糟的事，不要总说什么高干子弟，要看这个人能不能做工作。是高干子弟能力不够也不行。外面有这种说法，我今天跟大家说清楚，大家注意一下，也许是别人胡说八道。”张绪武说，荣毅仁“城府很深”，深谋远虑，能够在公司的矛盾双方中巧妙周旋并使之化解。公司大了，项目数量巨大，质量难免参差不齐，控制能力就受到了考验。在1987年的全体职工大会上，荣毅仁说：“我们搞项目，说怎么怎么好，可行性报告如何如何，项目一搞成就不管了，又去搞旁的项目了。这样不行。项目搞了，公司钱放进去了，要收回来的。花架子别搞！还有一个是不要搞歪点子，搞那些投机倒把，违法乱纪，乱七八糟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不能搞资本主义那一套！”1989年1月20日，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会上，荣毅仁说：“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年搞项目要按规定办，今年重要的项目都要我批，当然我也要和大家商量。否则，我不认账。搞项目，一定要按公司的规定办，另外要让我知道，否则，上面要我说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行？”(以上见中信会议简报)
1989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康华、中信、光大、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农信等五大公司的审计结果，中信有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私自买卖外汇、超越经商范围倒卖紧俏物资等行为，其它四家公司的问题大致相同。但是中信没有其它公司的偷漏税问题。目前五大公司中，延续至今的只有中信和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