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徐冠巨的过程中，徐冠巨用手指着身边团委副书记周升学胸前的工作牌，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工作牌跟其他员工的区别，“这上面有党旗，所以他在企业里不能做坏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要监督党员的行为。”
在对传化集团的走访中，随处可以见到富有政治含义的标识。集团战略规划的下一个阶段与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同步；在企业党组织和经营组织间的关系表述上确定了“十六字方针体”：目标同向，作用互补，相互监督，共同发展；集团党员活动室的正面墙上张贴着多年不曾见到的“马、恩、列、斯、毛、邓”领袖画像；党员责任区、青年文明号、十佳女工等带有公有制特有气质的活动张贴在宣传墙上……
一个企业家的政治思维
“我们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难道不能让我们说句话吗。”
刚刚跻身于省部级官员序列时，徐冠巨就曾在媒体面前表露过自己无意于下一届连任的意思，希望能有更合适的人选替代自己。
事实上，在与徐冠巨关于政治话题的交谈中，徐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虽然在整个传化集团的氛围里到处可以见到政治所留的痕迹。
徐冠巨缓慢的语速中透露出谨慎。譬如，当《英才》记者希望徐冠巨对人们所熟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作一个评价时，徐却很意外地说：“胡雪岩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我书读得很少”；当被问及身兼省政协副主席会不会过多地占用经营企业的时间时，徐告诉我们他花在政协上的时间不多。
而事后我们从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黎恒那儿了解到，徐冠巨并不是不知道胡雪岩，而且据办公室人员的天数统计，徐冠巨在政协工作上所花的时间也不少。
这不难看出徐冠巨的顾虑，也许从心底里他并不是很喜欢这一话题。但有一点徐冠巨很坚定，那就是“有作用就有地位，有产者是好领导的，无产者是难领导的”。“有人认为民营企业老板不应该参政，我认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难道不能让我们说句话吗”。
在不断壮大的新兴民营阶层，想“说句话”的企业家远不止徐冠巨一人，正泰的南存辉，以及广厦的楼忠福，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就曾为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的议题在两会上高声呼吁。
“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应该是天。”这是南存辉对政治带有几分敬畏的理解。
从徐冠巨的话语体系里，根本看不到像南存辉这样直白的政治定义，徐对政治的领悟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行动里。
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是传化的农业项目，据了解当时上马该项目并没有一个明朗的盈利前景，甚至有人说，如果徐冠巨是“纯商人”，他根本就不会上这个项目。
在对传化农业园区的参观中，随同人员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与民争利”的故事。据介绍，当时荷兰温室最先计划是培育郁金香，由于成本过高，而改种植黄瓜和小西红柿，但后来徐冠巨发现传化的这两个农产品在当地市场形成了绝对的竞争优势，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农民的利益，于是便停止了黄瓜和小西红柿的种植。“不能与农民抢饭吃，要为农民服务”，这就是徐冠巨的新思维。
如今，在很多公开场合，徐冠巨习惯于以一种非商人的思维谈论“三农”问题，探讨“新农村建设”，并声称自己要“为中国农民代言”，这在外界看来，徐冠巨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与政府官员的换位思考，同时也是肩负企业家、政府官员双重身份的下意识流露。
徐冠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行动是最近的股改。传化股份是股权分置改革第二批试点的第一家公司，据公开的信息披露，传化股份为此支付了每10股支付4.5股的高对价，创下了当时的纪录，“在一开始的时候，传化股份觉得股改很难，后来听到尚福林主席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表态，才坚定了信心。”这是当时徐冠巨关于高对价问题对媒体的答复。
在采访中，我们再一次把“高对价”的问题抛给了徐冠巨，问他这是否算是一种“表率作用”，徐冠巨笑称“传化的思想境界没有那么高”，但从现在看来，徐冠巨也承认当时确实给高了，毕竟传化股份将会为支付股改对价大把掏钱。
中国富豪的政治地位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政治肯定”是他们都想得到的东西。
在胡润“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发布之后的一段讨论热潮中，就有专家指出，“从某一方面说，浙江企业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比广东的企业家要浓许多。”
这样的结论存在事实上的根据，因为上榜的50位企业家当中就有18位是浙江籍，比例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将政治比作“天”的南存辉所掌管的正泰集团则名列“2005中国慈善企业榜”的民营企业榜首。
也许单从地域概念上来评定浙江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生活的偏爱有失偏颇，但如果从认识的深度上来分析浙江企业家的心态，我们就不难理解浙江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生活的态度。
浙江是民营经济高度发达区域，20多年前发生在温州的“八大王悲剧”至今仍在当地企业家心里留有阴影，对此有人甚至开玩笑地说，“浙江的民营企业主阶层是吓大的”。
徐冠巨当年与父亲徐传化一起创业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惊吓。传化企业创业刚过了三个年头，当时中国就迎来了一场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而这场理论探讨把起步不久的民营企业推上了争议的风口浪尖。当时的徐氏父子心中就有很多解不开的疑惑以及挥散不去的焦虑。如果当时徐氏父子创业地的镇政府没有把徐传化评选为劳动模范，并送来红花和一面锦旗，传化企业也许就在疑惑和焦虑中夭折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话题，社会学家认为这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代大学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说60年代出生的人对政治有着特殊的热情和敏感。出生于1961年的徐冠巨没有上过大学，他当时的理想只是做一名工人，摆脱那种在生产队里浇大粪的生活。但即便没有机会展现政治热情，徐冠巨也知道这“一朵红花，一面锦旗”意味着什么，镇政府的肯定也算是一种政治肯定。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政治肯定”是他们都想得到的东西。从创业过程上看，这是一种安全的信号和保证，从创业的结果来看，这是民营企业家从“有作用”到“有地位”的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