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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带领的意大利摄制组到达中国。出发前，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在为期22天，跨越北京、林县、苏州、南京和上海的拍摄中，他花费了3万米胶片，平均每天拍摄80个镜头。2005年，笔者采访了当年和安东尼奥尼同来中国的恩丽卡?安东尼奥尼，回忆了那次中国之行。文/侯宇靖 图／刘海平提供
H=侯宇靖
E=恩丽卡?安东尼奥尼中国之行是我们的蜜月旅行
H：当米开朗基罗邀请您去中国，您是怎么想的？来中国之前，你想象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E：中国对于我是个神话。在中学，我学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我总是在广场上对抗我们的体系——资本主义思想。我出身于一个传统共产党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共产党领导。中国是那个时代学生们的梦想，我是其中一名女学生。1972年1月，我认识米开朗基罗，5月，他邀请我去中国。命运安排我去中国。我对中国没有任何概念，包括米开朗基罗和所有要去中国拍片的朋友，我们想到中国是一个平静、幸福的国家和所有平静的中国人。我们从导游书中了解中国是个农业国，我们看到了田野、道路上的斑马线，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有序。还有食物，还有人民，还有很贫穷的人，但很平静。对我们来说，中国还是个谜。越谈论中国，越觉得深不可测。因为和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比如你们的笑，当你们笑时，我不了解你们为什么笑。
H：大师去中国前是怎么想的？他有勇气来中国吗？
E：米开朗基罗从来都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这一点他从不缺乏，但有很多疑虑，非常多的疑虑。记得我和他的第一次旅行，去他的家撒丁岛。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他邀请我去，并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这需要勇气，比去中国还需要勇气，因为我比他小40岁。那里有他的前妻，还有卡罗迪?卡罗。这个旅行，对我、对他都非常重要。此时他刚从RAI(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接到邀请要去中国。他跟前妻雷蒂杰和卡罗商量，想得到建议。“我不想做一个政治影片”，他说：“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我是一个导演。我只是想展示中国。中国是那么的广阔。我想让大家看到日常生活。尽管贫穷，但十分有序”。当他决定时，他用了3个月同中国官方和RAI讨论。到中国后，我们在宾馆里关门进行了4天讨论。他想去以往任何外国人从未去过的地方，所以我们去了那个小县城—河南林县。中国当局说不建议我们去，说那儿不通火车，没有酒店，无法招待你们。但最后，还是让我们去了，我们去了以往外国人从未去过的地方。
H：中国之行有助你们的爱情，旅行之后您成为了安东尼奥尼夫人？
E：是的。中国之行，我妈妈说过：中国之行是我们的蜜月旅行。到中国以后，我们住在了一起。以前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那时只是个年轻的、漂亮的、花枝招展的女学生。而他是个大导演，我不想和他住在一起。我甚至不想住在罗马，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但中国之后，我们住在一起了。“我害怕再也找不到1972年的北京”
H：您描述一下中国之行中的有趣的细节。
E：非常有魅力。当时是5月，天气很理想，和意大利的气候一样，干燥，并不热。当我们的飞机着陆时，看到停机坪上正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人们跳着舞，到处是鲜艳的色彩。舷窗外，有传统的舞蹈，有很多人，有飘带，有红旗??我们以为是迎接我们，其实不是，是非洲某国领导来了。之后我们被关在一家宾馆里，关了四天，不准出去，进行讨论。我们出去时，我们参观了北京。今天，我有点不敢回中国去北京了，我害怕找不到我在1972年看到的北京。在我的记忆里，有北京的红墙和四合院。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四合院是世界上理想的居住地。院子里的集体生活，在集体里，一个家庭和其他家庭在一起生活。院子里有水房，人们洗洗涮涮，还有街坊的串门。中国的老民居是理想的生存环境。我害怕回北京，怕再也拍不到这类的房子了。
H：有一些保护下来了。当然现在有很多摩天大楼。
E：我知道，现在都是摩天大楼了。我害怕看那些高楼大厦。
H：要是再次在中国旅行，会激起很多的回忆。
E：是的。如果带上摄像机那就太好了。再拍摄，正好和米开朗基罗所拍的做个对比，重新看，一定非常好，非常有意思。
H：当时您20岁，您记得所有的旅行经历吗？
E：非常完整的记忆，我记得所有事情，那次旅行我从未忘记。和米开朗基罗在一起工作，让我感到不适应。他总是什么都想拍，一天就想拍80个镜头。以往他是非常缓慢的，一天只拍三两个镜头。当时他拍摄起来像一位年轻导演，而且我们是个小摄制组，有他、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一个助理负责录音，还有我，总共四个人。他在卢奇亚诺的耳旁叫，让他拍这个、拍那个。几乎所有的都是在偷拍，总是严阵以待，很多影像是偷拍来的，主要部分都是即刻拍到的，就像今天电视台运用的手法。当然很自然还有一个拍摄题材的选择，从他的眼睛中，从他的视觉中，的确是他自己的影片。后来的评价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H：拍摄完《中国》后，东西方的看法不同，这改变了大师什么没有？
E：我想是的。那些看法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并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重。当一位导演拍摄一部影片，他好像是裸露的，他打开了心扉，打开了思想，他是在奉献，捐出他的观点，把灵魂给大众。之后，他只想逃走，想去休假。导演是人，不能承受数以万计百万计的指责、评论，因为公众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导演并不是那个要为他的影片接受指责的人，导演也正在承受将自己剥离的痛苦。当导演相信什么的时候，他不再只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思想，他要带着自己的倾向，自己的灵魂去相信。他正在脱掉自己的外衣，为的是能够呈现一个更为基础、更为诗意的影像。所以，后来的评价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包括有些是善意的。所以，可以评论，但不要颠覆导演。米开朗基罗拍完影片后，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铺天盖地的评论，他很痛苦，即使西方很喜欢这部影片。
H：影片之后，大师再未回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爱从未改变过。去年我问大师：“您想回中国吗？”他回答：“咱们一起走，赶快。”大师一生都爱中国。为什么这份爱这样强烈？
E：是的，从未改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许是前世情缘。我想他爱中国，源于传统。中国的传统是如此强烈，即使现在有摩天大楼，和中国过去的文化有距离。米开朗基罗强烈地喜欢中国和它的传统，他觉得很有魅力。费拉拉也这样，这个城市和它的传统很吻合，它那统一完整的美丽，很自我。他尊重你们的传统。
H：去年有一部影片《爱神》，您们还邀请了一位中国导演王家卫，这也是一次和中国的接触。您怎么看待王家卫？您怎么看待现代的中国？
E：王家卫的中国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是他的中国，是他内心想传达的中国。也许米开朗基罗懂得，因为他认识中国。这个中国如此优雅，像一个柔弱的女子。它的感觉，我们懂得，这是痛苦、爱情、妒忌、苦难、疾病等种种。从他的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现代的中国。“34年来，我们改变了很多”
H：《中国》只是大师的一部作品。您是米开朗基罗的妻子，您怎么看待他所有的影片，您怎么看大师这个人？
E：我有34年的时间在看他，34年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1972年相比有很大不同。我改变了很多，米开朗基罗也改变了很多，但是我们总是在一起。能看到生活在不断地变化，这很有意思。但我们总能保持自我、尽量完美。我们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保持一个样子。当米开朗基罗看他的影片时，他很愉悦，因为他重看时仿佛是另一个人拍的。我说过，当导演拍摄影片，就像脱掉个人的外衣，直面接受，确实属于艺术家。当他看《红色沙漠》时，拍摄的就有些像是画家。他对色彩充满激情，这是他的第一部彩色电影。他在色彩之中，就像他现在画画。当被红色占据，红色完全变成主角。比如影片中主角的朋友们周日聚会，他在画画，画红色。他也想给予一种性的特征，那个场景，朋友们吃过饭后，想做爱，莫尼卡也说想做爱，所以红色的确成了他想给予场景中的淫荡的感觉。当他看《红色沙漠》时，他像在看另一位导演拍的电影。
H：您拍了一部纪录片《和米开朗基罗在一起》，从中能感受到爱的力量。您为什么会想到拍这部纪录片？
E：我想拍摄，是因为整整四年米开朗基罗每天都在家画画，包括周六、周日。你看家里成了个画室，像一个年轻画家的画室，脚架、笔、颜色呀??井然有序，很美好。看米开朗基罗工作多好啊，他的画也很漂亮。所以，我想很有必要将这一时刻他在画画的情景拍下来。于是，我买了个摄像机开始学着拍摄。因为我还从未真正从事过一部影片，我要拍的话，我的电影语言也和米开朗基罗的不一样。比如我想拍你和我交谈的场景，我会用4台机器拍摄。第一台机器的主机位，是你的眼睛，还有打在你皮肤上的光线，长镜头，还有一台拍房间里的摆设等等，都是同一时刻，因为我不想错过任何时候。米开朗基罗从不用这种方法来拍摄电影，他需要完美的光线，一天里只拍两三个镜头，总由两台机器拍摄。一位导演知道如何运用两台机器拍摄，凭借两台机器拍到完美的光线，这位导演该是伟大的导演。米开朗基罗完全懂得所有的视觉规则，只有了解才能够突破，所以他很注意不重复视觉的规则。有时会让机器逃离现场，为了创造情绪让观众感到不舒适，或者为了让人感到主角的不适。
H：记得我们曾说过想重走中国之路。我们一起回中国吧。
E：我很有兴趣去中国。但我不会留米开朗基罗在家，而我去中国。没有米开朗基罗，我从来不旅行。我要不和他一起去，要不就不去。当卡罗去中国时，卡罗对我说：“咱们一块儿去吧。”但我不能把米开朗基罗留在家里。我确信米开朗基罗有勇气乘飞机，一段段飞行，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