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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物质女孩
曾子墨工作的凤凰会馆不仅紧挨着人民大学，而且原本就所属于她的母校人大附中，曾子墨绕了地球一大圈，却又回到了出发的原点，再次开始她的征程。这段偏离和回归的经历是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故事，也是曾子墨刚出版的新书《墨迹》的内容，书名是她母亲用了一个晚上想出来的。
曾子墨的世界是个圆。
她前20年的生活几乎围绕着一个地方打转，家住人民大学，从人大幼儿园、人大附小、人大附中一直读到人民大学，在这方圆几里的土地上进进出出。1992年，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大一生的曾子墨，拿到了美国“常青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通知，她偏离圆心，飞到美国开始了长达8年的远离。
2000年，曾子墨辞掉了全球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分析师的工作，坐上了凤凰卫视主播台，她的照片和其他主持人一起被挂在凤凰会馆3楼电梯口的大墙壁上。“当我知道凤凰会馆的地点居然就在人民大学北门时，我觉得我实在和这块地方太有缘分了。”
4月17日的北京是个大晴天，人大附中的空气中飘满了梧桐的飞絮，一身利落套装的曾子墨站在一墙之隔的凤凰会馆的顶楼，忍不住指给记者看那些熟悉的地点，“那是我当时最喜欢去的小花园，一坐就要坐半天；这个是我上学的楼，还是那栋楼，我也在里面的教室里上过课??”
“我觉得一刻也不能等”1991年，成绩位列海淀区“前三甲”的曾子墨绕道高考，成为人大附中的提前保送生，她没有选择老师心中最好的学校清华和北大，而是选择了一个考分最高的专业—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她的标准简单且专横：“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数不比别人低，别人能学的，我也一定要学。”
这样的标准在曾子墨之后的故事中无处不在，为了打发时间去考托福，却以660的托福成绩拿到了美国“常青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1996年，曾子墨以最高荣誉从达特茅斯大学毕业，她把目标放在了风险投资商眼中的天堂—华尔街，这也是“常青藤”盟校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推崇的最佳去处。
“别人能找到怎样的工作，我也要找到那样的。尤其那时觉得不能比美国人做得差。”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如收集一般同时拿到了全球显赫的几所投资银行的聘任书，最终选择加入摩根斯坦利成为一名分析师。
摩根斯坦利的曾子墨是一个工作狂人，喜欢刺激且紧张的工作，满意于别人对她的肯定和赞扬，“在纽约时，如果有了时间第一件事就是把觉睡够，偶尔周末的晚上和同事、朋友跑到酒吧去聚会，看场电影或者百老汇的音乐剧。那几年，我都能数得清楚看过几场电影几场音乐剧。”
4年的时间，参与完成大约700亿美元的并购和融资项目，让曾子墨成为摩根斯坦利明星分析师。
离开不过是一刹那的念头，曾子墨当时在做马来西亚一个电信的项目。每周五晚上要飞回香港过周末。“那天是一个周末，我从香港起飞时在飞机上看书，是棉棉的《糖》。它告诉我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是被老师或家长灌输的那种最主流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其实另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是你内心能够觉得满足让你快乐的，那才是最重要的。”
曾子墨开始怀疑自己之前所有的努力，她想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于是，她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从吉隆坡一回来，她便递上了辞呈，只因为“我觉得一刻也不能等了”。
享受每个年龄该有的享受
做主持人让曾子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越是能够让你平衡的一份工作越能够做得长久。就好比一把火，这把火当时烧得太旺了一下子就熄灭了。现在细水长流反而能够更长久一些。”
2001年1月2日，是曾子墨在凤凰卫视的第一天。那天发生的事情她记得很清楚，她接到的任务是主持《股市直播室》，节目是直播，早上10点、中午1点和下午4点分别要录3场。她9点去公司化了妆，10点钟一到就坐上主播位。
因为讲股市，没有写好的稿子，就只能直接对着镜头说，她心里却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我一点也没概念，直播和录播有什么不同我也不太明白，当时凤凰资讯台也刚刚开播，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不到，说错了也没事儿。台里面的人虽然都看得到，但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没有做过节目，所以我想他们会以一种宽容的心态给我时间吧。”
节目结束之后，她没敢去看自己的节目，忐忑不安地回家了。过了两天，她在走廊里遇到同事，大家主动评论起她的节目，“也许大家都觉得鼓励远比批评要有效得多，都说‘还不错’、‘还行’，反正没有人给我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第一天有人打击了我，我想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生活中的曾子墨喜欢纽约，最爱的品牌是Armani，并大方地承认自己是个物质女孩。“我并不那么高尚，我再热爱西藏，你让我长年在那援藏支教我做不到。我这个人也很贪图物质生活，我也喜欢享受，离不开城市。每个人付出，帮助他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可能有些人用自己的时间有些人用自己的知识，我觉得我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途径来帮助别人。”
“在20岁时你更注重的是别人怎么看，到我今天30多岁时更注重的就是我自己内心怎么看了。”离开摩根斯坦利之后，她的生活节奏变慢，她开始学会享受每一个年龄的风景，优秀不再是唯一目的。
穿着阿玛尼做采访
B=外滩画报
Z=曾子墨B：从小到大，你走的一直是一条模范生的道路，你眼中的叛逆是什么？到凤凰算不算是一种对过去的叛逆？
Z：我也不觉得叛逆吧，因为凤凰的工作其实还是挺主流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工作了，我就告诉大家我不工作了我去流浪了，身上背个包也不带什么钱就要走遍全世界，我觉得那可能挺叛逆的。
B：你回想过去，自己觉得离开摩根斯坦利这个决定酷不酷？
Z：我没觉得酷，也没觉得有魄力，但我觉得那是最正确的决定之一，是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后悔的决定。
B：你说要换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不是还是在主流中寻找？
Z：我今天还是在做一个正当的职业，在普通人心目中算是一个职业女性。从小到大，被父母被学校被这个主流社会所灌输的一些观念已经在身体里面形成了，就算是我后来在美国生活会受到美国人价值观的影响，但我想这种影响最多是一种中和，不可能把我从出生就有的一些东西彻底改变。
B：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怎样的？
Z：我父母对我很宽松的，除了要求我出国之外就没有别的要求，我以前不想去上学，我妈妈还会替我写病假条。
B：现在做电视人的节奏和以前做分析师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Z：特别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自由地安排我的时间，可能我在出去拍《社会能见度》时，我的工作节奏会特别紧张，也许早上6点起来第一班七八点的飞机就飞走了，然后到目的地就开始工作，第二天接着拍。两三天之内工作强度特别大，然后剩下能有一两天完整的时间留给自己。来凤凰我觉得挺正确的。因为它带给我全新的天地和不同的感受，以及生活中很多事情。我是个不太喜欢后悔的人，因为后悔也没有用，我做的选择我希望它都是正确的。
B：最开始你主持的是《财经点对点》，然后主持《社会能见度》，那是一档社会题材的节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没有了你所熟悉的财经元素，会不会不适应？
Z：因为做财经节目会受限制，比如说对于财经新闻事件中的财经人物的采访会相当困难。真的愿意来让我们做节目的人我们又不太愿意去采访，要想做一个有深度的、全面的财经节目不是那么简单。做《社会能见度》时，什么地方都去，很穷很惨的地方也去，给我最大的感受应该是终于知道原来中国有很多人是这样生活的。
B：你自称是个阿玛尼女孩，你去采访艾滋病村时，穿着阿玛尼的衣服，有没有人质疑过这样的反差？
Z：我当然不会穿着露背晚装跑去特别基层的地方。我更在意的是它的品质和我穿上的感觉。不能我跑到农村去采访就让我穿得和农民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无论采访对象是农民还是国家总理，如果一定要把我的着装或者外表弄得和他一样的话，我觉得我就失去记者这个身份了。
B：现在做电视，之前的圈子还保持联系吗？
Z：以前纽约的同事现在很少联系了，因为慢慢的大家生活分开了，环境不一样了。香港的同事还有一些有联系，毕竟大家还都在这个区域之内。
B：你现在的朋友大多是哪个圈子的？
Z：数量上来说还是做金融的多，做传媒的很少，恐怕只有凤凰里面因为工作建立起来的关系。女性朋友什么工作都有，男性朋友还是做企业、金融的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