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与他的邵氏王国:笑傲江湖数十载



 2007年10月4日,这是香港邵氏电影王国的“王者”邵逸夫的一百岁生日;而2007年,也是邵逸夫到香港主持邵氏公司大局的五十周年的日子,是《独臂刀》上映四十周年的纪念日,更是邵逸夫与夫人方逸华注册结婚十周年……

  而邵逸夫与他的邵氏王国,见证了香港电影从五十年代的起飞到八十年代中期的逐渐繁华,尽管也在八十年代后期香港电影的繁荣阶段时激流勇退,但偶尔的投资制作,却是从某个侧面见证了香港作为亚洲电影王国的没落。

  邵逸夫,一个时代的传奇,而邵氏电影,也永远的铭刻在香港电影的史册里,熠熠生辉,就如张彻在《张彻回忆录·影评集》中所说,“邵逸夫在香港的电影史上很重要,香港的电影史可说由他改写!现在的电视史上也占重要篇幅”。

  早期岁月:

  邵逸夫生于1907年的宁波镇海,出身于名望家族——父亲邵行银(号玉轩)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锦泰昌颜料号”。邵逸夫是邵行银的第六个子女(所以也常被称之为“六叔”),名仁楞,字逸夫,英文名则为Run Run。他自幼聪慧悟性过人,年少时被送到了美国人在上海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就读,而受到新式教育的洗礼与熏陶,毕竟当时的国内的教育尽管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整体上还是相对的迂腐陈旧。

  但邵逸夫的电影生涯的直接影响人,还是他的大哥邵醉翁。当时,因为舞台剧在二十世纪初很受欢迎(电影在中国深深受到戏剧的影响,到二十年代末仍然被称为“影戏”),邵醉翁购买下因为经营不善而意图出售的法租界的“小舞台”剧场,并改名为“笑舞台”,以通俗剧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而此时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凭借《孤儿救祖记》风靡一时,也使得众多商人看到投资电影的前景,于是,邵醉翁也成立了电影公司,即“天一影片公司”,意图要“天下第一”,并提出“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拍片宗旨,拍摄了《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等多部卖座作品。

  而邵逸夫,在天一公司成立之初就已经被大哥委以外埠发行的重任,并自学摄影、编剧等,甚至是自己担任导演,如1937年的《乡下佬探亲家》,就由邵逸夫编剧、导演,此外还有《珍珠塔》、《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等由邵逸夫担任摄影。年少时候的邵逸夫,就已经在哥哥的帮助下,在电影制作方面学习、崭露头角。

  而促进邵逸夫在电影的发行、制片上迈出重要一步的则是天一公司在数部影片的成功后,受到明星公司等制片公司与电影院的联合围剿,尤其是其中一条,“任何发行商和他们签订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反”。这迫使邵逸夫这位负责外埠市场的才子跟哥哥邵山客相继离开上海,远赴新加坡(因为当时的那里比较的封闭保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非常落后,大众的生活也比较的枯燥单调,缺少娱乐消遣,而且当时那里的华人占了重要比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南洋地区对于香港的电影发展起着重要的意义,不止是在二三十年代接纳了邵逸夫这位才子,而且为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此外到九十年代后期的金融风暴前也都是香港电影的重要外埠市场),拓展市场。而经过了不少的努力,邵逸夫不但使得天一公司在新加坡取得一定的影响力,并且收购影院等,逐步的展开垂直模式的电影经营方式。

  三十年代初日军加剧了侵华的步伐,根在上海的天一电影制片公司为了长远的打算,而将主力南迁至香港,在九龙成立了“天一港厂”,后来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据余慕云先生在《香港电影史话·第二卷:三十年代(1930年-1939年)》中记载,“天一”在香港设立分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九三三年‘天一’投资和代为摄制的,薛觉先主演的《白金龙》,替‘天一’(包括在南洋打天一的邵仁枚、邵逸夫兄弟)赚了大钱,‘天一’发觉当时的主要电影市场之一的南洋(主要是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是粤语片,拍粤语片会赚钱甚至赚大钱,于是‘天一’的大老板邵醉翁亲自到香港创办‘天一港厂,专门摄制粤语片”。而关于这部《白金龙》,就如早期香港电影研究者周承人所说,第一,是使香港/中国影人,认识到粤语片在南洋使有利可图的事情,第二,为香港早期电影创造了新的类型——改编自粤剧的歌唱片,也即粤剧片,第三,由天一港厂开创的通俗电影文化成为当时电影的主要特色,一直影响到以后,第四,开创了香港电影的伶星合一的传统,第五,其带动了香港早期电影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上海电影人员南下香港之风,补充香港电影人材之不足。

  “天一”港厂开拍的第一部作品是汤晓丹执导的《哥哥我负你》,但第一部上映的是《泣荆花》,也是一部粤剧电影,其中主题曲《禅房自叹》和插曲《后园拍门》都是流行一时的歌曲。翌年天一港厂又出品了11部粤语片和香港第一部大型新闻记录片等,逐渐的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公司之一。但天一港厂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如在1936年的一年之内,两度失火,使得元气大伤,而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1937年又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而一度停止营业等。

  而这时期的邵逸夫,主要仍然是负责外埠市场的开发拓展,直到五十年代才到香港主掌邵氏公司。

  邵氏风云:

  五十年代后期,随着香港电影业竞争的激烈,而邵氏父子公司因为种种缘故显示出逐渐不如同期的国懋等电影制片公司时,邵逸夫从南洋回到香港,主持邵氏公司的制片工作,也拉开了风云数十年的邵氏电影的序幕。

  关于邵逸夫回来香港的时间,在香港电影研究学者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第五卷:五十年代(下)》中,作为香港电影当年的大事记载了下来,但其记载并非完全准确,他说,“邵逸夫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六日由星加坡抵达香港接替他二兄邨人主持‘邵氏’的香港业务的。他来港主持主持‘邵氏’业务后,‘邵氏’的经营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有如加速兴建‘邵氏影城’、大力网罗和提拔电影人才、大投资制作巨片等,使‘邵氏’在各方面都突飞猛进”。因为事实上,邵逸夫早在1957年就已经回到香港,不过是在1958年3月才宣布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区别于之前的“邵氏父子”。如研究香港电影的产业的钟宝贤在《兄弟企业的工业转变——邵氏兄弟和邵氏机构》一文中所说,“1957年,身在南洋的邵逸夫只身赴港……这一年邵逸夫已年届五十,兄弟俩决定在业务上分道扬镳,六弟以每平方尺45仙的价钱向港府购入清水湾220号地段一幅46公顷的地皮,削山建造邵氏影城”。而从1958年12月4日上映的《妙手回春》开始,“邵氏兄弟”这个标志正式的被融入于影片当中。

  建立影城是邵氏兄弟发展的基础,因为其垂直模式决定了其必须要有一定量的影片生产来保证片源,如在邵逸夫来港主掌之前,年产量最多是1957年,13部,而1959年邵氏影城正式投入生产后,年产量超过20部,尽管六十年代初有所减少,但由1966年到1983年,每年的年产量都超过30部,甚至在1974年时达到了50部的高峰。

  而另一方面,招揽人才也是这个时期的当务之急,因为需要帮手才能撑起这块影城的天地。通过朋友的介绍,邵逸夫认识了邹文怀也聘为宣传主任,开始了两个人之间在数十年间的恩恩怨怨,而邹文怀的就任,也找来何冠昌、梁风、蔡永昌等亲信到邵氏公司担任要职;导演演员方面,邵逸夫则相继聘请了张彻、李翰祥、楚原、井上梅次、林黛等,也培养了姜大卫、狄龙、陈观泰、刘永等明星,使得邵氏公司的明星被形容为如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多。但更多的是,邵氏出品的佳作,也同样非常的多,从早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大?侠》、《独臂刀》再到七十年代的《刺马》、《爱奴》、“香港奇案”系列等,甚至是八十年代的《非法移民》等低成本的作品,都是值得收藏的佳作。

  邵逸夫主掌邵氏公司的早期,与陆运涛所主掌的国懋公司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虽然邵氏略占上风但整体上各有千秋,不过后来因为陆运涛的遇难而国懋的一蹶不振,六十年代后期的邵氏公司可以说是一支独秀,直到七十年代初邹文怀带着何冠昌、梁风等出走邵氏而建立嘉禾公司之后,一支独秀的局面逐渐的发展为双雄的对峙,而八十年代初则是加上新艺城的三足鼎立局面,而邵氏基本上结束制片工作后,香港影业也基本上是一种独立制片的方式了。应该说,垂直整合的经营模式还是适应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的,因为当时还是处于一种起飞的状态,就如李翰祥、张彻、王羽、陈观泰等导演或演员也曾一度离开邵氏公司自组公司等,但后来还是回来;而成功的是邹文怀,因为也刚好借助了李小龙的风靡的条件。

  这时期的邵逸夫对于香港电影的贡献(不仅仅是对于邵氏电影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使得香港电影成为了“东方好莱坞”。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尽管是出于竞争的初衷,但其以大投资资助李翰祥拍摄《武则天》、《王昭君》等黄梅戏,既吸引了观众的关注也使得邵氏电影在香港市场处于领先,随后又勇于尝试“新武侠世纪”等类型电影,促进了香港电影的男性化过程,也促进了类型的多元化发展;第二,培养了大量的电影人才,也推动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发展,如蔡继光的《男与女》、许鞍华的《倾城之恋》(blog)等,都是由邵氏出品;第三,学习、引进大量的日本的电影工业与人才,促进港日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也推动香港电影的发展,为香港电影在八十年代的步入黄金时期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中,张彻说到邵逸夫与香港电影的关系,“邵逸夫之成为香港电影‘起飞’的人,正是时势与英雄的配合。第一,他本人的性格、天资对电影的热忱;第二,他的钱,由于他在新加坡的财力庞大,新加坡和香港的银行融资相通,他可以在香港银行无限额透支(据他那时亲口告诉我);第三,他是新加坡两个平起平坐(他和邵仁枚)的老板之一,并不需要唯新加坡之命是从(如钟启文,甚至作为他二哥的邵邨人),而他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香港在所有中国人社会(新加坡也是中国人社会)中最不保守,政府也少干预,本是具有‘起飞’的较佳条件,但若处处听命于新加坡,则无异把较有利的条件降低同新加坡一样,这也由于邵逸夫之来得以打破”。

 影业之后:

  “基本上,‘邵氏’的兴衰,是美国影都好莱坞(港译‘荷李活’)兴衰的缩影。香港产业发达的过程自迟过美国也快过美国,故‘邵氏’与好莱坞已日趋衰落之时,而兴衰过程也比好莱坞‘浓缩’了。这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兴,随着社会经济更进一步发展而衰。所以卧前面说,邵逸夫来香港时,香港电影已具备了‘起飞’的条件,而好莱坞与‘邵氏’的衰落,也非任何个人力量所能阻止……”张彻如此的谈到邵氏公司在八十年代中期的衰落甚至基本上停产。其实,邵氏公司在七十年代后期已经逐渐的衰落的趋势,既在影片的产量上减少,票房上表现也不如意,影片整体上的质量也无法像十多二十年前那样的优秀,甚至,邵氏还要联合嘉禾对抗新艺城的崛起,如论者所说,邵氏出品的影片,在票房上明显不敌竞争对手,包括嘉禾、新艺城和承租邵氏兄弟院线的德宝等新兴电影公司,这些新公司熟悉新行情,可以准确掌握观众的欣赏口味,而制作出来的作品比较卖座……

  邵氏公司淡出香港电影制片,但并不代表他就退出了娱乐圈,而是他逐渐将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电视业方面,而在1980年时,他就担任了无线电视的董事局主席。不过,偶尔,他还是会投资拍摄一些电影,如吴天明导演的《变脸》、杜琪峰导演的《十万火急》、王晶的《我的野蛮同学》等,而且,2003年时,邵氏公司与中国星合作投资11亿元兴建“香港电影城”,方逸华也表示邵氏将再与演员签约,拍摄新片。

  此外,邵逸夫也致力于慈善事业,身体力行地为香港与内地作出回报……

  邵逸夫,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领导人物,也是香港电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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