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过去的二十年中，有经济奇迹，但难有成功的企业，自然也难有成功的企业家。唯一的异数是浙商。
6月2日到4日，杭州召开了一次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怪怪的会议：浙商大会暨浙商论坛、首届浙商投资博览会。以地域性商人群体作为会议的兴奋点，确实十分罕见，但这也让人们得到再一次仔细地观察浙江模式、尤其是浙江商人群体特征的机会。
中国经济相当奇怪。过去二十多年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但伟大的企业家却似乎是空白。深入分析会发现，这是一种排斥企业家的经济模式。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增长模式是政绩驱动、官员主导、投资带动，其实是一种寻租经济。垄断企业自然不用说，即便是那些跨国公司，其业绩中很大一部分，也来自政府所设立的“租”：免费的土地，异常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由存款人倒贴钱的信贷，还有政府的牌照，所有这些，转手倒卖傻子都可赚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中国的法制并不健全，财产权也没有稳定保障，官员相当腐败，地方保护主义仍然盛行，但跨国公司头头们却无不连声称赞中国的投资环境。
在这样的政经环境中，可以催生经济奇迹，但难有成功的企业，自然也难有成功的企业家。中石油、中国移动的高管不是企业家，房地产开发商也不是企业家。越是在所谓的高端行业，在政府大力鼓励发展的那些行业，寻租的成分就越大，越没有可能形成企业家。在这些部门，企业成功靠的是权力，企业高管们的主要智慧就在于，知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
但有一个异数，那就是浙江的市场经济，尤其是温州模式，及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经济部门。在这些地方，驱动经济增长的是经济学教科书所列的那些正宗因素：企业家精神，知识的增长与传播，分工的细化、深化。
值此浙商大会召开，笔者想讨论浙江私人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四个基础性制度。
其一，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即历史悠久的“合会”制度。自私人经济在中国再度出现以来，就始终面临资金瓶颈，且在现有金融体系及监管制度下，也不大可能有解决之道。但浙江商人却例外地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传统的合会制度。研究表明，上个世纪50~7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