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媒体投资的主席杨澜已经决定将其在公司的57%的资产捐赠给社会,根据香港的相关法律,这部分资金今后会由杨澜任主席的一个基金会监管运用。
几乎是同一天,杨澜的夫婿吴征在接 受上海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对杨澜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杨澜终于可以一心一意投入自己喜欢的文化事业,终于可以摆脱一度笼罩在她身上的那个实际并不算成功的商界女强人的形象了,因此杨澜的感觉是很爽的。
杨澜和吴征在水皮的印象中,是一对反差极大的夫妇。杨澜弱不禁风,吴征体壮如牛;杨澜伶牙利齿,吴征少言寡语;杨澜热衷于公益事业形象大使,而吴征长于资本运作号称并购大师。
简单地讲,杨澜是个文化人,而吴征却是个资本家。但是阴差阳错,杨澜创办了阳光卫视,是阳光媒体的老板,而吴征却眼见着阳光运作的机会而插不上手。
文化人和资本家是不一样的,区别就和文人和商人的区别一样。
杨澜从踏上社会开始,始终就是文人。文人不是不能经商,下海经商而成功的文人多的很。金庸也是一个文人,金庸下海办了明报,同样成功,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把金庸的成功看作是一个商人的成功,中国人认可的金庸,还是那个武林奇侠的金庸。同样的道理,现在人们认可的杨澜也并不是阳光媒体主席的杨澜,而是那个清新的主持人的杨澜。
作为一个商人,杨澜也是一个另类。
杨澜的下海由创办阳光卫视开始。阳光卫视是一个什么样定位的卫星电视呢?阳光卫视是一个以单纯的文化传承为定位的专业频道。阳光卫视的节目不言而喻是全中国卫星电视频道中最文化、最高端、最精英的。杨澜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亲力亲为主持名人采访,同时不惜巨力引入股权产品,就产品的制作质量而言,无可挑剔,但是频道的经营却是叫好不叫座。
为什么?
电视,说到底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种大众娱乐的工具,电视的商业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娱乐功能。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在看电视的时候,脑电波是平静的,也就是说大脑在那个时候是拒绝思考的,文化类节目本来就和这种商业要求有差距,如果整个频道都只提供这样的产品,谁来投放广告?更何况,这是一个在文化沙漠的香港操持的卫星电视频道,内地的落地又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都导致阳光卫视在经营上的种种困难,最终导致亏损。
对于一个不知道什么叫失败的人来说,杨澜当年选择转让阳光卫视是一个痛苦的选择,而在转让之后,杨澜依然在制作主持节目就更说明这个人的执着始终伴随着痛苦。
当然,杨澜追求的痛苦换来的是上市公司的轻松。阳光卫视的出让使阳光媒体一下子卸下了沉重的财务重负,为公司扭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阳光卫视的转让即使从资本运作的角度看亦堪称经典,而更经典的莫过于阳光媒体投资对于阳光卫视的再运作,这一切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杨澜的老公吴征。
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做杨澜的节目,现场来了一位农村女孩,上台就谢杨澜阿姨和吴征叔叔,当年正是杨吴两人捐赠的4万人民币帮助这个女孩完成了乡下人不可能承担的手术,重新获得了新生。实话实说,水皮不怕吴征生气,在这种场合听到吴征的名字的确有种怪怪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怪怪的感觉,难道吴征不是好人而是一个坏人吗?
不是的。这种感觉确切的讲,还是来自于杨澜和吴征两人的对立统一。为富不仁的人有,但毕竟不多;商人做慈善的有,数量还不少。吴征不要说捐个4万元,捐个40万元也不算什么,但是吴征和杨澜在同一个场合出现就让人有异样的感觉。
是杨澜文人的定位太高,还是吴征的商人定位太低,造成了这种巨大落差,水皮说不好,但是很奇怪,随着杨澜资产的捐赠,随着吴征正式“篡位”,这种感觉消失了。
有人会怀疑,杨澜的捐赠或许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怀疑在内地是成立的,但是在香港却不太成立。因为对这种形态的基金会,香港的法律规定的非常严谨,基金的董事也大都来自社会贤达,独立行使对资产的监管权利。吴征事实上成为这个基金会大股东的“打工仔”,而且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打工仔”,一个非常不自在的“打工仔”。
杨澜算不算高风亮节?吴征没有回答媒体的提问,吴征只说这是杨澜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自己的追求和承当的社会角色完美统一起来,杨澜从此不用再为自己的商业角色而烦恼。而吴征,从此也可以一展身手,在商言商,“惟利是图”了。
杨澜的选择,对自己,对公司,对社会都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贾平凹出任广电网络独立董事的时候,水皮杂谈曾发表文章,题目叫做“贾平凹不当花瓶当摆设”。
贾平凹是水皮最喜欢的陕西作家,所以当他听说贾平凹要被人家拉着来充独立董事的门面,感到的不是惊喜而是惊讶,因为“贾平凹是个作家,除了写作的经历,就是在西北大学兼职的经历,算上文联主席的职务,最多的也就是从政的经历,哪来什么上市公司的经历,而且起码还是5年,更遑论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显然,贾平凹不具备“董事”的能力。
杨澜和贾平凹都是文人,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境界完全不一样,杨澜的选择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