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与新东方:再造巴别塔



 读书读到大学时,有一个名字,你想不知道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俞敏洪及其“新东方”。这时,学英语学到了一个坎——要通过TOFEL、GRE或争取留学签证时,有人不自信有人很绝望,于是就一定会想到“大救星”俞敏洪,然后就会像古希腊人到德尔斐·阿波罗庙询问命运一样,来到北京新东方学校接受洗礼或洗脑,回来后手捧“红宝书” (俞敏洪编著的《最新GRE词汇精选》)信心十足或喜气洋洋的,并且把新东方传奇传遍祖国大地甚至海外各国——据说在北美各大学留学的中国学子70%以上有在新东方学习的经历。新东方成为“中国留学预备校”,俞敏洪也被称为 “中国留学教父”。

  俞敏洪、新东方及其众位明星教师们本来故事就太多,而且他们善于在课堂内外挥洒个性,制造传奇,“语不惊人死不休”,诸多故事可见于卢跃刚先生的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东方马车传奇》。但局外人冷眼旁观,可以说新东方最传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天才儿童长大了,华丽的青春也将成为过去。人们最关心的,不是新东方已经送走了多少,而是新东方留下了什么,新东方还能做些什么。

  做人像水

  新东方早期的班底以北大出身的为主,如俞敏洪、王强等。徐小平虽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但也曾在北大任教。北大出身的人内心骄傲自不在话下,表现出来却有两极,一种是眼高于顶,恃才傲物,一种是朴素随和,兼容并蓄。王强、徐小平大概属于前一种,因为卢跃刚在书中把他们形容为“飞扬跋扈”。俞敏洪大致上属于后一类。

  江湖上曾盛传俞敏洪是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做教师的时候被开除的,这可能是崇拜他的人按照天才模式制造的传奇——天才一般有些不如常人之处,不过俞敏洪当初离开北大确实并不是很愉快很有信心的选择。

 俞敏洪与新东方:再造巴别塔

  1990年,英语系教师俞敏洪为出国筹集资金,与王强等在外面和其他学校联合办托福班授课赚钱。秋天的时候,便受到了学校一级行政记过处分,原因是私自办学,扰乱学校教学秩序,其实更深的原因是影响了英语系办班的收入。处分通告大张旗鼓,校内传播旷日持久,在北大可谓家喻户晓,师生皆知。俞敏洪不能接受这种夸张的形式,他自觉不能在北大待下去了,于是就辞职去干“个体户”。以兼容并包著称的北大“小气”了一回,而且是为了一点点的经济效益。此时,俞敏洪28岁,而同班同学王强即将从北大去美国留学。

  俞敏洪在一次演讲中说:“当然我要感谢北大,没有北大的处分,就没有今天的新东方学校。”这种“感谢”自然是因祸得福后的庆幸与宽容。但俞敏洪确实应该感谢北大,只是不是因为这次处分。在北大生活十年,其精神收获终生也难以磨灭,并体现于新东方学校的精神之中。

  新东方是个让所有学子耳目一新的学校。据说有一次俞敏洪路过一间教室,听见上课的教师正在拿他做题材调侃取乐:“老俞?哪能管新东方学校,管新东方的厕所还可以!”学员们开心大笑,俞敏洪赶快溜走。此话没人当真,但那种精神和气氛是真实的,而且是日常的。这样一种气氛可能产生于新东方民办学校的体制、非学历教育的环境和明星教师们的才学气质,但这种气氛的源头在中国也只能发源于北大。王强曾经对俞敏洪说:“我希望你成为蔡元培。” 蔡元培是不可复制的,但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一直是北大人最宝贵的财富。

  俞敏洪多次表示,他的座右铭是“做人像水,做事像山”,这句话可谓儒道兼修,其中水的品质曾为老子所激赏,那是一种利万物、容万物的精神。若没有这样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气度,俞敏洪如何能将天下英雄纳入彀中,并容忍这些桀骜不驯、风格各异的知识英雄?

  通常人们认为新东方教师都是北大帮、海归派。值此证书时代,名校、海归是最方便的识别标志了,但新东方不是。俞敏洪聘任教师的标准、眼力和过程是当今中国的任何一个大学校长都做不到的。

  新东方明星教师之一宋昊,当初欲进入新东方授课时,还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本科出身也不是北大之类的名校。他自认是天才,又假冒是俞敏洪的同学,从而获知了后者的手机号码,电话中就自称什么都能讲。短暂而不客气的交锋之后,俞敏洪竟然同意见面。见面一个小时之后,又同意宋昊试讲。日后风靡江湖的“宋大侃”竟然是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进入了新东方。

  还有更神奇的,新东方教师中还有一个高中都未毕业、搞过传销的罗永浩,并且连续两次试讲失败,俞敏洪给了他第三次机会。罗永浩终于在2001年成功打入新东方。此前的2000年12月,罗永浩曾给俞敏洪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对新东方的教师大加臧否,锋芒不免太露,而俞敏洪能接受他,不但是慧眼识珠,更可嘉的是雅量非凡。

  至于徐小平、王强以及号称“耶鲁匕首”的钱永强等,个个才华能力都不逊于俞敏洪。大才子们免不了任性,彼此之间的摩擦和较量是家常便饭,内战与分裂也周期性爆发。但惺惺相惜,不能相互同意,至少能相互信任和理解。俞敏洪作为领袖,更需要“大人大量”。王强曾总结说:“我的性格像钢一样脆弱,老俞的性格像芦苇一样柔韧,小平的性格像芦苇和钢一样脆弱而柔韧。”

  “做人像水”并不意味着丧失原则。在用人方面,新东方的唯一原则也堪称铁律的就是:学生欢迎,教学有效。在这方面,俞敏洪是“做事像山”,这座山是新东方保持生命力的坚实基础。

  做事像山

  江湖上盛传俞敏洪三次出国签证不成,愤而办起了外语培训学校,其实这也是按照天才成长模式构造的民间传说。真实的故事是俞敏洪两次高考落榜,第三年,即1980年神奇地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来自农村,其貌不扬,按照当时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日后夸张的描述,俞敏洪在北大几乎没有任何风光,是“观众,而且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看看同学王强,仪表堂堂,不但是班长,而且是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先天不足也就罢了,三年级时又因病休学一年。毕业勉强留校任教后,也未见有多少光彩,直到十年后被学校处分,才一举成名。

  大学期间唯一的骄傲可能是恋爱,俞敏洪苦追不舍,把一位德语系女生变成了女友和妻子。但结婚后,妻子经常以“窝囊废”来鼓励他。俞敏洪在公开演讲中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讲这个故事:“我在北大教书,工资只有一百多元,养活不了家,我老婆骂我是窝囊废。”2002年,在多伦多大学的一次长篇演讲中,俞敏洪再次总结自己30岁以前的失败人生:“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loser”,然后一直从高考落榜讲到大学没人爱、十年间没有任何可以归属的团体以及被北大踢出后无处安身等。结论还是“我是个loser”,但俞敏洪这样铺垫的目的还是为了推出“做人像山”这一座右铭。

  与俞敏洪座右铭配套的是“新东方精神”: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徐小平甚至编了本书就叫《新东方精神》。这个提法在校内校外都颇遭非议,张亚哲认为是“卡耐基式名言”、“中国式的口号”,钱永强甚至名之曰“狗屁”。确实,北大出身的人物和海归们以及一群向往美国的骄子们自命“绝望”,那中国希望小学的老师和孩子们该怎样形容自己啊。但俞敏洪并不准备放弃这个口号,并且在各种场合反复宣讲、阐释。不管这句话是否有资格作为校训或学校精神,但它可能有用,就像新东方教给你的考试技巧。而且校长俞敏洪相信这种精神是对自己人生的有效归纳。

  说俞敏洪以及新东方的教师们都是天才其实有点夸张,爱因斯坦都说成功包含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呢,而且“天才”的说法无疑抹杀了俞敏洪的勤奋、坚韧以及创业的艰辛。

  1991年,俞敏洪被逐出北大后,房子没了,就租了农民的平房,妻子以为房东的孩子做家教抵消房租。俞敏洪与民办的东方大学商量,成立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地点是一家小学的一间教室。妻子值班,俞敏洪则骑着自行车,沿大街在电线杆子上贴招生广告。后来聘请了广告业务员,却发生了业务员被同行刺伤的事件,俞敏洪为此陪警察喝酒,醉得昏迷不醒,晚上还得爬起来去上课。1998年以后,俞敏洪两次遭遇抢劫,其中一次差点儿要了他的命。2001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控告中国新东方学校窃取出版题库试题,并威胁,如果处理不当,将关闭在中国的托福、GRE等考试,这差点儿要了新东方的命。劫难一个接着一个,俞敏洪熬了过来。那时的处境真如里尔克的那句名诗:“哪有什么胜利,挺住就是一切。”

  据后来统计,从1993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平均每天上课10小时,最多一天能上16小时。还有一个数字,据说俞敏洪的英语词汇量高峰时期达到7万,就算俞敏洪是英语天才,但天才为7万个单词也要付出外人难以想象的时间和毅力。

  有学员回忆说,“在新东方的生活像牲口一样,但有时候回忆起来,总感到骄傲和力量。”新东方教给人考试的技巧,也能给人在绝望中求生的精神。

  通天之塔

  语言曾是《旧约》故事中建造巴别塔的基础,新东方的事业就是建造这样的通天塔。但当这塔达到一定高度后,语言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使上帝不来搞分裂和拆迁,塔的结构也必然要出现问题。以俞敏洪和新东方明星们的出身与才华,创造一时的传奇和一批百万富翁并不困难,守着中国英语出国培训的半壁江山,也敢说十年之内“不信这舆图换稿”。最不济俞敏洪也可以功成身退,到哈佛、耶鲁读读书做做学问去。但事业和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人成为一个更庞大系统的一部分,往往身不由己,个人利益已经无所谓,但社会责任无可推卸。

  多少年来,局外人一直在说新东方是家族式企业,是一个以传奇博取金钱的临时培训机构。但人们也都明白,金钱对俞敏洪来说并不再是需求。俞敏洪自然也不会当局者迷。在一个商品经济理念和现代企业制度如此通俗易懂的今天,他和新东方的决策者们实际上一直在为将一个民办的、私立的培训学校纳入到规范的、通行的、可以实现良性运行的轨道上而奋斗甚至争斗着。

  回头看过去这几年,制度更改,人事变迁,转型与变革的代价远非阵痛所能形容。俞敏洪回顾道:“这一阶段从2000年年底开始,一直到2003年年底,是新东方发展历程中最痛苦的阶段。在各式各样利益的较量面前、权利的较量面前、人性的较量面前,新东方很多次都差一点儿崩溃掉。”

  说崩溃未免严重,但历史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确实存在。有人认为,新东方作为价值50亿元的产业集团,管理层均是教学出身,公司的经营权和决策权没有划清界限,董事会未真正履行相应的职责。 “新东方当然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俞敏洪对这个问题并不回避,“我认为,新东方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职业化的问题。管理者必须职业化,必须要有职业心态,而且要受到企业的限制。”

  让他欣慰的是,度尽劫波兄弟在,三驾马车并未解体,这是新东方的主力形象。而且正是在这样的动荡中,新东方集团完成了蜕变的过程,走过了从个体户到合伙制,再到公司制、股份制的历程。2003年,历时三年的基本结构改造终于结束,新东方成立集团,正式公司化运作,建立起了比较科学清晰的组织架构。俞敏洪在胡敏卸任之后,又担起了公司总裁一职。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甚至就是性命。新东方早已经向多元化经营转型,扭转“只是一家出国英语培训学校”的形象。除了在各大城市开办了十几所分校外,新东方的业务已经拓展到了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很多方面,还开办了北美分公司。今天,新东方在全国拥有近4 000名教职员工,每年培训人数达80万人次,已经发展成为涉及英语基础学习、IT培训、网络、出版、基础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教育科技集团,继续稳居国内英语培训界的龙头老大地位。

  人文情节

  在成功的光环背后,俞敏洪似乎没有变化,从脸到手都瘦得非常一致,与想象中的财大气粗的新东方掌门人身份实在不相称。T恤、休闲裤和白得刺眼的运动鞋是他的招牌装束,他甚至穿着一双白色运动鞋就披挂上阵了。他说以前的更差,那是回力鞋。

  谈起新东方,俞敏洪总是说“新东方还没有成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他认为,“有历史定论的东西才叫成功。商人无所谓成功与否,因为商海永远是惊涛骇浪,险象环生,把自己定义在商海中就没有成功出头日。假如写一本书,受到历史定论,千百年都有人捧读,那是成功。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冯巩的小品,就是成功。新东方现在还没有这种永恒的东西。”在俞敏洪看来,成功必须与永恒有着默契的对应。

  “我是有点学者气的商人。因为我写的文章是别的商人写不出来的。”俞敏洪说。他表示,那些游历的日记、感受其实可以给员工们带来底气。新东方要做长久,需要一些人文情怀的滋润。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更像一个商人的时候,他辩驳道:“这个是要求嘛!你没有创业的敏锐视角,没有创业的竞争意识,没有战略发展思路,新东方是活不下去的!不过,商人和老师的角色可以齐头并进,不必割裂。”

  了解了俞敏洪的人文情结,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新东方会产生对中国大学生影响如此深远的新东方精神。

  新东方的成功,引来各地外语培训机构的群起效仿。很多外语培训机构的任课老师,来到新东方学习,在课堂上边听课边录音。新东方的英语教学,在业内人士看来,并没有多少神秘之处,是很容易复制的。

  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外语培训机构赶上了新东方。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可以复制新东方的课程、复制新东方的教学技巧,但是新东方的精神,却无法复制。

  与一般的外语培训机构不一样,新东方有自己的校训: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新东方自己印刷了一本书,名为《新东方精神》,免费发给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近200多万的学员收在这本书里,俞敏洪坦承,新东方不仅教学生英语,还要教他们做人的胸怀,升华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目标。徐小平表示,新东方的梦想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因为如此,学生们听新东方老师讲课,一方面是英语学习,同时也是一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课;正因为如此,新东方接连举办各种各样免费的公益讲座和活动;正因为如此,新东方的老师会远赴大洋彼岸,向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宣传中国经济建设的骄人成就,鼓励他们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现在的新东方,一年在外语方面培训近85万人次,电脑培训接近3万人次,在全国开办了18所分校,到年底可能会增加到25所。下一阶段的目标,是在全国超过70万人口的城市开设更多所分校。

  如此庞大的体系,维系它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现代化的管理,更重要的、更长久的是精神、是文化。

  早在2000年10月12日,新东方学校广州分校举行开学典礼,俞敏洪接受《新周刊》记者采访,表示想把新东方办成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中国的哈佛和耶鲁。他还特别强调了私立大学的价值:代表了很高的办学境界和理念,是对比较呆板的中国教育体制的补充。据徐小平回忆,1995年在温哥华,徐小平问俞敏洪还缺什么,俞敏洪沉吟片刻说:“还缺少一点崇高感。” “中国的哈佛和耶鲁”也许代表了俞敏洪的崇高理想。为了这“一点崇高感”,他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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